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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地域性——一個“現(xiàn)代性”問題
《建筑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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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千里
【摘要】全球化時代充滿著現(xiàn)代性的沖突與矛盾，它們對中國當代建筑和城市規(guī)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有關全球化與地域性的爭論似乎不可調和，然而其中卻存在著對于這兩個概念的誤解。文章對全球化、地域性以及它們的關系進行了分析，指出“全球化”首先是現(xiàn)代性的全球化，它并非與“地域性”完全對立的概念，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國際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地域化是普遍現(xiàn)象，而全球化則是一個永無終結的過程。全球化發(fā)展的趨勢和結果不應是文化的單極化，而是多元化，是地域文化的共存。
【關鍵詞】全球化 地域性 現(xiàn)代性 建筑文化
Abstract: Globalization time is full of contradictions.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have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globalization. The conflicts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seems to be irreconcilable, but that is really a misunderstanding. In the paper, the profound meanings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and their relations are argued. The author emphasizes that globalization is not opposite of localization, nor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fact , globalization is firstly the globalization of modernity. Localization is a universal phenomenon, but globalization is only an endless course, its last trend will not be the unification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but the multivariate which leads to the coexistence of various local culture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localization, modernity, architectural culture
在現(xiàn)代語境中，“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然成為了一個極具擴張性力量的“現(xiàn)代性”（modernity）概念。由于它蘊涵著不可剝離的現(xiàn)代性意味，且被賦予了越來越強烈的現(xiàn)代人類目的論的價值期待，在某種意義上說，它甚至正在成為一個表達現(xiàn)代性價值目的的關鍵詞語，因而它不僅擁有著日益普遍化的事實描述性和經(jīng)濟解釋力，而且也日益被賦予了一種超經(jīng)濟的價值評價性和跨文化的話語權力。
按照通常的理解，全球化是一個以西方世界的價值觀為主體的“話語”領域。在今天有關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的種種話題中，“全球化”這個字眼俯拾即是。我們常常會看到和聽到人們不假思索地說“當今世界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是一個必然的發(fā)展趨勢”等等，這使我們真切地感受到一種巨大無形的力量，正把世界強行推進到一個叫做“全球化”的時代。當代分析解釋學哲學家保羅·利庫爾在《歷史與真理》一書中的一段話曾被許多談論全球化問題的學者廣泛引用:
全球化的現(xiàn)象，既是人類的一大進步，又起了某種微妙的破壞作用。它不僅破壞了傳統(tǒng)的文化，這一點倒不一定是無可挽回的錯誤；而且破壞了我暫且稱之為偉大文化的“創(chuàng)造核心”，這個“核心”構成了我們闡釋生命的基礎，我將稱之為人類道德和神話核心。由此產生了沖突。我們的感覺是：這種單一的世界文明同時正在對締造了過去偉大文明的文化資源起著消耗和磨蝕的作用。除了其他一些令人不安的效果外，這種威脅還表現(xiàn)在它呈現(xiàn)于我們面前一種平庸無奇的文明……在世界各地，人們看到的是同樣低劣的電影、同樣的“角子老虎”、同樣的塑料和鋁制品的暴政、同樣的由宣傳所歪曲的語言，等等。看來似乎人類在“成群”地接近一種消費者文化的過程中，也“成群”地停頓在一個次文化的水平上了。于是，我們遇到了正面臨著從不發(fā)達狀態(tài)升起的民族的一個關鍵問題：為了走向現(xiàn)代化，是否必需拋棄使這個民族得以生存的古老文化傳統(tǒng)……從而也產生這樣一個謎：一方面，它必須扎根在自己歷史的土壤中，熔煉一種民族的精神，并且在殖民者的個性面前顯示出這種精神和文明的再生。但是，為了參加現(xiàn)代文明，它又必須參與到科學、技術和政治上的理性行列中來，而這種理性又往往要求把自己全部的文化傳統(tǒng)都純粹地、簡單地予以拋棄。事實是：每個文化都無法承受及吸收來自現(xiàn)代文明的沖擊。這就是我們的謎：如何又成為現(xiàn)代的而又回到自己的源泉；如何又恢復一個古老的、沉睡的文化，而又參予到全球文明中去。[1]
顯然，利庫爾對于全球化這一歷史進程對傳統(tǒng)文化資源的沖擊和破壞是極為擔憂的，他把全球文化說成是平庸和低俗的文化，認為全球化和現(xiàn)代化必將毀壞和拋棄傳統(tǒng)文化，并對兩者如何協(xié)調統(tǒng)一提出了無可奈何的疑問。雖然我們并不完全贊同利庫爾的觀點，但大多數(shù)人都同意，全球化時代的確是一個充滿著種種沖突與矛盾的時代。盡管“全球化”早已成為當今社會最為熱門的話題之一，然而人們對于其概念與涵義的理解，卻往往是事實與想像混雜，理性與情感參半，始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表明了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如果說，一般地討論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的沖突還不足以喚醒我們許多人對于新文化建設的緊迫感，那么，在全球化的現(xiàn)代化過程中，面對西方強勢文化的沖擊，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命運和前途問題，就的確明白并急迫地擺在了我們的面前，它成為今天我們不得不面對和回答的問題。
眾所周知，在建筑領域，全球化的一個典型和集中的表現(xiàn)就是今天建筑文化的國際化和城市空間、形態(tài)的趨同現(xiàn)象。隨著全球化在世界范圍迅速展開，隨著民族文化的覺醒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強，世界文化與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傳統(tǒng)文化）這兩個既互相矛盾又互相聯(lián)系的文化的交織和沖突，使今天的世界建筑景觀變得日益錯綜復雜，令許多建筑師和批評家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無論是北京、上海，或是香港、臺北、曼谷、漢城，以及紐約、芝加哥，城市中的大部分地區(qū)都失去了個性，彼此十分相似。全球化對中國的城市與建筑帶來的最大影響就是城市化的快速發(fā)展與城市規(guī)劃以及建筑設計領域內國際建筑師的參與，中小城市在城市化的過程中逐漸失去了特色，在城市空間尺度和形態(tài)上模仿大城市。全球化話語淡化了中國建筑和東方文化的主體意識，由此而引發(fā)了城市空間和形態(tài)的趨同，而我們對此也已經(jīng)熟視無睹。”[2]
所謂“熟視無睹”，反映了我們建筑界在面對因全球化而導致當代城市和建筑日益趨同這一現(xiàn)象時，所表現(xiàn)出的遲鈍、麻木和缺乏思考。但是，全球化的影響實在無法繞過。在過去短短幾年里，許多國際知名的建筑師和事務所在中國一系列重大工程項目的設計中屢屢中標，而本土建筑師也在與國際的“接軌”中越來越失去了本土文化的特點。這一局面最終還是迫使人們，特別是建筑學術界的一些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之進行了反思和批評。有人批評今天的中國正在將我們自己的土地變成“外國建筑師的實驗場”。也有人憂心忡忡，擔心中國建筑師的飯碗會因此而被洋人搶了去。但是顯然，面對全球化的影響，僅僅以這樣一種感情用事的方式是不解決問題的。我們更加需要的是學術和學理層面的探討。
在學術和學理層面上，迄今有關全球化的理解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所謂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的或“可普遍化的”（universalizable）；另一種是所謂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的或文化多元論（plumlism of cultures）的。前者確信，全球化將成為人類現(xiàn)代化社會運動的必然趨勢和結果；后者則認為，由于文明類型的多樣性和文化傳統(tǒng)的多元化，全球化即使可能成為人類現(xiàn)代化社會運動的必然趨勢，也只可能表現(xiàn)在現(xiàn)代經(jīng)濟生活的顯型層面，甚至只可能呈現(xiàn)為世界經(jīng)濟的相對普遍化的聯(lián)系或共生，而不可能深化為世界政治和文化的趨同或“一體化”。因此所謂全球化的概念，僅僅只是具有相對的經(jīng)濟學意義，而且是某種薄弱程度上的經(jīng)濟學意義。
有關全球化的上述兩種觀點同樣反映在人們對于建筑文化全球化的理解和闡釋中。有論者指出：趨同是相對于差異性，尤其是地域差異性而言的；只要地域條件和文化的差異還存在，所謂“趨同”便永遠只具有相對的含義。所以不能把趨同作為建筑創(chuàng)作的原則或追求的目標。如果我們能夠把那些有意趨同的東西稱為創(chuàng)造的話，那么它只能說是一種不假思索的創(chuàng)造。但是與之同時，也有人認為，趨同雖令人生厭，卻又讓人無奈。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地方和傳統(tǒng)特征的弱化甚至消亡，強勢文化沙文主義的進逼，是一個雖不情愿卻屬必然的趨勢。因為建筑是時代的反映，有什么樣的時代就有什么樣的建筑；并且建筑首先是要實用，而后才反映時代、歷史，所以不應簡單地埋怨建筑師個人。既然時代已經(jīng)變了，資源和生活的關系也必然要隨之改變。一個民族渴求代表自己文化傳統(tǒng)和形象的東西是很自然的，但如果僅僅只是把這種東西理解為（或寄托于）某些過去時代或特定地域的建筑符號、形式或風格，那顯然是十分膚淺的。在此類討論中，人們自然較多地涉及到了與建筑文化全球化密切相關的“地域性”問題。
所謂“地域性”，雖然也常常會反映在建筑的外在形式上，但更多地并且首先地還應當表現(xiàn)在文化的價值取向上。反過來看，趨同也是如此。比如建筑隔熱，能帶來更好效果的新技術、新材料可以普遍地應用在幾乎每一處建筑上，卻很難說這是一種趨同。而地域建筑文化中的那些使自身區(qū)別于其他文化的有特色的東西，是那個特定地域和文化中的人們依據(jù)其生活方式、文化背景和自然條件在建設自己的生活家園時自然得出的自己特殊的解決方式。但是在今天，這樣具有自覺的地域文化關懷而又獲得成功的建筑并不多見，在世界范圍內都存在著所謂趨同的現(xiàn)象。在全球化條件下，我們今天的城市空間和形態(tài)的趨同，除了一些客觀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全球化話語淡化了中國建筑文化中的主體意識，使我們對自己文化的價值判斷出現(xiàn)了偏差。這很容易令人想到日本建筑的現(xiàn)代化歷程。我們知道，日本近現(xiàn)代建筑也曾經(jīng)歷過亦步亦趨，跟在西方后面“爬行”的歷史；但伴隨著國家經(jīng)濟的強盛，日本又重新拾回了自信，堅守并重振了民族文化，終于涌現(xiàn)出許多世界級建筑大師。所以，有人指出：當一個民族強大到對自己的文化足夠自信時，在文化取向上就會自覺地抵制趨同。
這里我們面對的首先是一個全球文化與地域文化的關系問題。
其實，“全球化”并不是一個突發(fā)性的現(xiàn)代事件，更不是一個純粹的世界性經(jīng)濟事件。它確實是一種全球一體化的社會運動。而且歷史地看，其目標甚至首先指向的便是文化價值方面，從歐洲中世紀基督教用以發(fā)動“十字軍東征”的普世主義理念中，我們便不難看到這一點。而自歐洲文藝復興運動開始，一種全新的哲學世界觀和文化價值觀就已經(jīng)被當作另外—種“新大陸的發(fā)現(xiàn)”在全世界彌漫開來。作為一種新的文化觀念，它比“商品市場”的全球一體化更深刻地反映出全球化的現(xiàn)代性意義。如果說，弗蘭西斯·培根和笛卡爾以哲學認識論的方式論證并確立了知識與理性的普遍權威，從而為現(xiàn)代版的全球化觀念奠定了堅實的哲學基礎的話，那么，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則以社會政治哲學的方式樹立了自由與平等的現(xiàn)代人道主義旗幟，從而為現(xiàn)代新型普遍主義構筑起了文化價值觀念的基石。而作為現(xiàn)代啟蒙思想的集大成者，德國哲學家康德則以其極具綜合性的三大理性批判（即“純粹理性”、“實踐理性”和“判斷力”的批判），打通了從普遍知識（理性）到普遍實踐、從個人內在的德性（良心發(fā)現(xiàn)）到社會普遍倫理（義務規(guī)范）的邏輯環(huán)節(jié)，進而又從自由主義的個人道德觀念中開出了普遍理性主義的“世界公民”理想，為現(xiàn)代版的全球化理念建構了一整套價值人類學原理，這就是：人類的普遍理性、普遍意志和普遍目的的原理。至此，一種現(xiàn)代主義的全球化圖像終于被哲學地呈現(xiàn)出來，完成了它最高的邏輯表述。[3]
與這一邏輯表述相平行的線索是，從早期空想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想像開始，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與實踐，同樣展示出現(xiàn)代人類對全球化或全球一體化的不懈追求。無論是前者對人類“公社”或人類“共同體”的形形色色的猜想或實驗，還是后者對消滅階級差別、消滅國家的科學預期與初步實踐，都可以看作是對全球化人類理想的理論貢獻，盡管我們完全可以辨別出其間的諸多歧義，甚至是帶有根本性的理論歧義。與上述理論邏輯的表述所不同的是，這種對人類社會共同體的追求不單是在理論地構想著全球人類一體化的理想，而且以社會行動的方式將這一理想付諸實踐�？障肷鐣髁x者們曾經(jīng)進行過多次社會烏托邦實驗，而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則先后成為20世紀上半葉共產主義社會革命的理論旗幟。這是我們十分熟悉的史實。
當“冷戰(zhàn)”結束后，某種單極化的政治期待，與隨著網(wǎng)絡信息化和世界知識經(jīng)濟體系一起突顯的全球經(jīng)濟一體化趨勢，共同構成了今天全球化概念的擴張性力量。它不單具有知識社會學的意義，而且也顯示出一種鮮明的文化特征和價值。人們甚至還樂觀地預期，全球化將成為21世紀的世界圖景和人類現(xiàn)實，其中，不僅是市場經(jīng)濟和民主政治，而且更包括文化價值共融的全球一體化，它們必將給人類帶來全新的文明和文化。因此，當我們關注全球化主題的文化價值意義時，問題便不只是考量全球化運動本身的文化維度或價值意義，更重要的是，我們還必須探究這樣一些問題：全球化的擴張在文化層面上是否可能？它在何種意義及何種程度上是可能的？假如在某種意義和程度上全球化是可能的，那么，它所可能帶來的文化后果將會怎樣？此外，作為一個后發(fā)展的國家，尚處在由前現(xiàn)代向現(xiàn)代化轉型過程中的中國，如何在缺乏充分現(xiàn)代化社會條件的情況下，參與全球化進程？前述的考察表明，今天的全球化實際上不過是源自西方世界的現(xiàn)代化擴張的繼續(xù)，它曾經(jīng)是，并且現(xiàn)在依然是包含著現(xiàn)代人類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價值觀念等多個方面的重大的“現(xiàn)代性”事件。那么這里又引出了一個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的關系問題。談及這個問題，清華大學哲學系萬俊人教授指出：“如果人們對于源于西方的‘現(xiàn)代性’概念本身還不能達到無差異或無歧義的理解，那么，作為‘現(xiàn)代性’事件的全球化也必須接受各種文明類型和文化傳統(tǒng)的思想檢驗。很顯然，……這一論斷已經(jīng)預先確定了一種歷史哲學的前提預設，即由于‘現(xiàn)代性’首先源自西方先行的現(xiàn)代化國家和地區(qū)，它不可避免地帶有其西方先見和視閾，因而對于非西方世界來說，其觀念擴張必定具有強勢話語的特性，而由它所支撐的全球化社會運動及其普遍化也必須接受異質的或至少是與之不同的文明或文化的批評與檢審”。[4]
長期以來，以西方建筑話語為主的建筑思想的一統(tǒng)天下使西方建筑文化成為今天世界建筑的主流，當代盛行的全球化更是一個以西方世界的價值觀為主體的“話語”領域，關于這一點我們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對于這種現(xiàn)象的認識和對于它的價值判斷卻多有模糊和混亂的地方。許多人對于建筑文化的全球化或歡迎、贊同，或憤懣、反對，或兼而有之，但大多是憑借感性的認識和理解，卻缺乏一種學理上的分析和探究，因此對于這種全球化對今天中國建筑和城市發(fā)展的正面和負面的影響并沒有一個準確和清晰的把握，所以也就難于形成我們面對全球化時代的新建筑文化的建構思想和策略。
實際上，建筑的全球化問題也并不是今天才出現(xiàn)的，它從上個世紀30年代出現(xiàn)“國際風格”的時候就已經(jīng)開始了。1920～1930年代，現(xiàn)代主義建筑運動首先在歐洲形成，以后傳到了美國，并逐漸演化成了“國際式”建筑，一度風行世界，這是有其特定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背景的，這個過程其實就是一個全球化的進程，其中有它一般的、普遍的、正面的意義。對此每一部近現(xiàn)代世界建筑史都會予以充分的闡述。但是，現(xiàn)代主義建筑在其全球化的過程中，在它從整體上推動世界建筑向前發(fā)展的同時，它的一些理論和實踐也顯示出了一些偏頗之處。早在20世紀40年代末，美國著名城市學家和史論家劉易斯·芒福德就率先對此提出過異議，并推薦了美國加州海灣與新英格蘭地區(qū)的地域建筑。此時一些美國建筑師也提出應根據(jù)美國當?shù)氐奈幕妥匀粭l件發(fā)展自己的建筑文化。與此同時，現(xiàn)代建筑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芬蘭建筑師阿爾瓦·阿爾托則在遵循現(xiàn)代主義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創(chuàng)造出了屬于芬蘭的、獨特的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現(xiàn)代主義建筑，如沃爾夫斯堡文化中心、紐約國際博覽會芬蘭館等。20世紀50年代，日本第一代現(xiàn)代建筑大師丹下健三創(chuàng)造出了如香川縣廳舍、倉敷市政廳這樣一些屬于日本的現(xiàn)代主義建筑。而到了20世紀60年代，隨著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的出現(xiàn)，產生了更多的有關地域建筑的理論和實踐，盡管眾說紛紜，但問題提得更為鮮明了，這反映了人們對此問題的日益關注。20世紀70年代后，印度的查爾斯·柯里亞、拉茲·利沃爾，埃及的哈�！しㄙ惖葟漠�?shù)氐臍夂蚝蜕罘绞匠霭l(fā)，通過獨特的形體和布局也創(chuàng)造出了具有鮮明地域建筑特色的現(xiàn)代建筑。20世紀80年代后，我國的吳良鏞、香港的嚴迅奇、英國的斯特林、瑞士的博塔、日本的象設計集團、馬來西亞的楊經(jīng)文等紛紛投入了地域建筑文化的探索與實踐。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全球化運動的加速展開，越來越多的建筑師努力通過地域文化的發(fā)掘來補充全球化運動。如在英國建筑教育大綱中明確把文脈建筑設計作為一個題目進行學生課程訓練。地區(qū)主義建筑、文脈主義建筑以及與地域文化關聯(lián)的建筑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我國的一些學者和建筑師也對地域主義建筑進行了比較廣泛、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產生了一批堪稱優(yōu)秀的建筑作品。
當代建筑文化的全球化對于西方世界而言是一個壟斷的概念，而對于非西方社會則具有更多的被動接受的色彩和意味。換句話說，全球化是一個由西方世界推廣的話語。在今天全球化發(fā)展最明顯的文化表現(xiàn)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國文化的強烈的滲透力和影響力。但是，人們在許多有關全球化問題的討論中往往容易把它簡單地理解為一個單向的文化趨同的過程。而為了抵抗這種全球化的影響，人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方略和主張，包括“地方性”、“民族性”、“文脈主義”、“鄉(xiāng)土主義”等等，然而這些方略和主張似乎并沒有能夠很好地解決全球化背景下我們的城市和建筑發(fā)展所面對的主要問題。由于沒有能夠從全面和完整的意義上厘清全球文化與地域文化的關系，對于全球化所持的態(tài)度無論是歡迎還是抵制，都缺乏理性的依據(jù)，不免顯得蒼白無力。而在我看來，全球化、現(xiàn)代化的進程對傳統(tǒng)文化具有巨大的沖擊和破壞作用，這是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因為自啟蒙運動以來，歷史進步、人類解放一直是寫在人類前進目標的旗幟上。對傳統(tǒng)文化的揚棄是人類歷史必然的趨勢。但是，這并不表明我們在西方強勢文化面前只能被動接受，無所作為。全球化的現(xiàn)代化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及其后果并不像利庫爾所想像的那樣單一和令人無奈，全球化傳播的文化也并不是像利庫爾所說的那樣必然平庸和低劣。因為全球化還伴隨著多元化，伴隨著多元文化的互補與交流。把傳統(tǒng)文化與全球化、現(xiàn)代化對立起來看待，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為了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全球化的涵義，一些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對其進行了分析和探索。比如有人主張以一種動態(tài)的眼光來看待和定義全球化，認為無論怎樣理解全球化，都不能將之簡化為同一文化模式和目標的一體化，而應當相對地將其理解為全球現(xiàn)代經(jīng)濟、文化的內在關聯(lián)和整體互動。這是一種嶄新的經(jīng)濟、文化聯(lián)帶關系。在這種聯(lián)系和互動中，必然滲透著多種文化傳統(tǒng)因素的影響和作用。因此有社會學家指出，全球化壓縮了社會關系中的時間和空間因素(Mittelman，1996)，因此廣義的全球化是指在全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滲透、融合和影響下，世界各國之間的相互影響與合作日益加強，形成了一種世界性的政治和經(jīng)濟共同體，從而使世界各國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及生活方式逐漸趨同，并推廣成為全球通行的標準。
此外，即使今天的建筑文化全球化中具有明顯的西方化的含義和傾向，也不能簡單地把它等同于建筑的“國際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仍然促進了世界建筑文化的交流和對話。正因為如此，人們在討論全球化問題時，除了將其與地域性文化相聯(lián)系外，往往還更多地將其與現(xiàn)代性聯(lián)系在一起，將全球化看作是現(xiàn)代性的全球化。這似乎正暗合了臺灣學者金耀基關于把中西沖突論歸于古今之爭，以謀求把一種雙重緊張簡約為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這一單一性的緊張，使中國文化思想走出“種族中心的困局”的思想和觀點。由此觀點出發(fā)，我們便可以真正從現(xiàn)代化的景觀來審視全球化問題，真正瞄準傳統(tǒng)社會文化在現(xiàn)代轉型過程中所發(fā)生的問題，進而用社會科學的理論、概念和方法研究中國社會和它的現(xiàn)代化，這一思想的方法和角度對于中國新文化（包括新建筑文化）的建構顯然是具有啟示意義的。
在我們這樣一個信息化的社會，人類的發(fā)展和走向不僅取決于自然環(huán)境，同時更要依托文化和信息環(huán)境。面對今天這樣—個多種“話語”彼此溝通對話的多元化時代，中國的建筑和城市的發(fā)展理應與全球的知識、學術、文化、理論界保持同步的勢態(tài)，以利于我們在建筑學科領域內開闊視野、拓展思路、探索和研究與當代“國際語境”對位的社會性時代課題。為此首先應當有一個對于自己文化處境和文化發(fā)展方向的基本正確的理解和把握。談及這一問題，鄭時齡教授指出：我們今天的現(xiàn)實問題，“一方面是中國正在走向世界經(jīng)濟的中心，而另一方面則是中國建筑以及中國建筑師在國際建筑領域中的邊緣化狀態(tài)。在城市規(guī)劃和建筑領域，一方面應當學習國際上的先進經(jīng)驗，另一方面也必須應對新國際式建筑文化的沖擊，保護并發(fā)展中國的城市與建筑的特色。如何建立現(xiàn)代中國建筑的理論，設計出具有批評意義的建筑，奠定中國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的地位，是擺在每一位中國建筑師面前的一項十分艱辛，然而又是十分迫切的任務。全球化的概念已經(jīng)對中國的城市規(guī)劃和建筑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一沖擊不可能回避，而應當深入地研究什么是全球化影響下的中國城市與建筑之路。”[5]
在《現(xiàn)代建筑—— 一部批判的歷史》中，肯尼思·弗蘭姆普敦寫道：
建筑學今天要能夠作為一種批判性的實踐而存在下去，只是在它采取一種“后鋒”派的立場時才能做到，也就是說，要使它自己與啟蒙運動的進步神話以及那種回歸到前工業(yè)時期建筑形式的反動而不現(xiàn)實的沖動保持等同的距離。一個批判性的后鋒派，必須使自己既與先進工藝技術的優(yōu)化又與始終存在的那種退縮到懷舊的歷史主義或油腔滑調的裝飾中去的傾向相脫離。我的觀點是：只有后鋒派才有能力去培育一種抵抗性的、能提供識別性的文化，同時又小心翼翼地吸取全球性的技術……
有人可以提出，批判地方主義作為一項文化戰(zhàn)略，既是“世界文化”的承擔者，又是“全球文明”的載體。顯然，把我們繼承世界文化與作為全球文明的接班人等同看待將把人引入迷津；然而，同樣明顯的是，我們原則上同時處于兩者的影響之下，因而除了承認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外，別無其他選擇。從這個角度說：批判地方主義的實踐取決于一種雙重調解的過程。首先，它必須“拆卸”它無可避免必然繼承的世界文化的總譜；其次，它又必須通過矛盾的綜合，對全球文明進行明白無誤的批判。[6]
盡管有人將肯尼思·弗蘭姆普敦稱為文化保守主義者，但是他針對全球化時代建筑學的發(fā)展所提出的意見確是十分中肯的。他并沒有一般地否認全球文化本身的意義及其某種程度的現(xiàn)實合理性。我們更應該將其本意理解為：“與其給全球化這匹現(xiàn)代性的烈馬戴上過度的理想樂觀主義的光環(huán)而任其狂奔，不如給他套上人類文化理性的警鈴和韁繩，讓其在人類理性精神的駕馭下平穩(wěn)行進”。[7] 實際上，他的“批判地方主義”建筑思想本身便可以理解為全球化時代的一種建筑文化戰(zhàn)略。
在“全球化”語境中，現(xiàn)代文化呈現(xiàn)出高度的互動性、時空的重組性、全球文化的同質性、民族／國家的超越性以及體系的多維性，它們共同合成了一幅前所未有的現(xiàn)代化景觀，其中包括人類對國際社會“新主題”的共同關注，如共同危機、共同利益；全球化時代首先是信息化時代，通訊和信息技術革命的推進使不同文化傳統(tǒng)間的高度互動成為現(xiàn)實。包括自然地理因素和地緣意義在經(jīng)濟和文化活動中被削弱和淡化；“時空擴張”與“時空壓縮”構成了全球化時代人們新的生活感受。此外，全球化發(fā)展程度越高，文化的同質化便越強，這種同質化實質上意味著全球范圍內某些要素的趨同化甚至一體化，它涉及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價值觀念等。于是，全球化經(jīng)濟、全球化政治和全球化文化共同構筑起了一個新的多維性的人類社會交往體系。與之相伴隨的，是“全球意識”、“世界意識”、“人類意識”的日益確立，于是，人們的決策與行動多為采用“地球中心”、“人類中心”的方法，而不是“民族／國家”的思維。[8]
這一全新的文化語境必然要求我們以理性的精神調整我們的建筑文化戰(zhàn)略，深刻理解人類共同危機、共同利益的原則，在諸如自然資源、環(huán)境保護、歷史遺產保護、城市特色、建筑風格、生態(tài)建筑、人居環(huán)境等領域與世界高度互動，主動融入全球化進程。全球化進程同時也是一個全球不同文化傳統(tǒng)之間交流與互動的過程。在建筑領域，這種交流和互動將在客觀上形成某種個性化、異質化和本土化的文化特征，使建筑文化中的地緣、人緣、血緣、情緣等人文要素得以強化，這使我們有可能培育起一種全球化與地域化并存的新的中國建筑文化。因此，正如鄒德儂先生所言：“今天，我們應當以開放的心態(tài)看待內容已經(jīng)大大豐富了的全球化和地域性的關系，它們之間已不再是仇敵；應該全球化的建筑，就理直氣壯地讓它全球化；適合于地域性的，就毫不猶豫地歸于地域性，‘多元共存’、‘和而不同’是當今世界的總體特征�！盵9]
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在近年來我國許多有國外或境外建筑師參與的重大項目的設計中，既產生了像上海金茂大廈那樣充分尊重中國建筑傳統(tǒng)、體現(xiàn)中國文化，“同時又小心翼翼地吸取全球性的技術的”佳作，也有一些極具西方化或曰全球化色彩的創(chuàng)造，其中也不乏精彩和深刻之作。但是同時我們又看到，也有不少外國建筑師包括一些著名建筑師的設計明顯表現(xiàn)出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無知和偏見，反映了他們創(chuàng)作中所抱持的對中國文化的獵奇的和缺乏真誠探索的態(tài)度。所以，近年來圍繞國家大劇院、中央電視臺等重大建設項目所展開的一系列爭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觸及了與文化和城市環(huán)境相關的問題，反映了人們對于“全球化”與“地域性”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關的許多理論和實踐問題的思考。顯然，這類論爭和思考大多數(shù)“并不是針對某個項目是否應當由國外或境外建筑師承擔的問題，而是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怎么樣的建筑師才能創(chuàng)造出優(yōu)秀的中國建筑的問題。全球化對建筑的沖擊是在新思潮的推動下，新國際式建筑的流行和建筑文化的多樣性對所在地區(qū)的影響”。[10]
總之，“全球化”絕不是一個與“地域化”完全對立的概念。可以說地域化是普遍現(xiàn)象，而全球化則是—個永遠沒有終點的過程。全球化發(fā)展的趨勢和結果不是單一中心化或文化的單極化，而恰恰是無中心化，或者說是多中心化。這也正是今天多元文化依然存在的基礎。我以為，如果我們忽視了這一文化多元論的事實及其對經(jīng)濟文化全球化本身的內在限制，把經(jīng)濟文化全球化視為可以超越甚至滌蕩多元文化差異的總體化或一體化的同化過程，那么，所謂“全球化”便極有可能成為這樣一個文化的陷阱：它或者因為對這種多元文化差異的嚴重忽略，最終陷入文化差異互競的泥潭而無以為繼；或者將借助于某種經(jīng)濟、文化擴張和政治強制而“平整”人類文化的差異性和多樣性，使人類文明和文化失去其天然豐富的本色而變得單調枯索。
事實上，正是由于這種思維，現(xiàn)代世界的全球化運動已經(jīng)在文化方面顯露出“極大的弱點”：它非但沒有減輕現(xiàn)代人類的“文化鄉(xiāng)愁”或文化憂慮，反而使之有增無減。所謂“文化鄉(xiāng)愁”，簡單地說就是一種隨現(xiàn)代全球化平整運動而產生的文化傳統(tǒng)的失落感和追憶情緒。它是“現(xiàn)代性”文明和文化的一個副產品，對于現(xiàn)代社會和現(xiàn)代人類來說，它有著“家的意識形態(tài)”(the ideology of home)的性質。說到全球化中的文化鄉(xiāng)愁，中國人當別有—番滋味在心頭。對此，萬俊人先生作了十分準確和生動的描述：
自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擊碎了中國人的天朝文化心態(tài)并被迫進入世界現(xiàn)代化進程后，我們才發(fā)現(xiàn)，不僅自己的文化只是世界民族文化家族中的普通一員，而且由于超長時期的自我封閉和超強度的自我一體化加固，我們自身的文化已經(jīng)不如某些文化他者那般富有活力和魅力了。在世界現(xiàn)代化的陽光照耀下，中國文化仿佛一幅封存既久的老式的中國水墨畫：只見茅屋秋風、長辮馬褂，以及四世同堂、合家圍坐于門前老槐的樹陰下悠閑納涼、頷首叩拜的景象；不見高樓電車、聲光電子，以及西裝革履、握見吻別的摩登風尚。由是，中西之間呈現(xiàn)的土與洋、舊與新、落后與先進等之別，不僅具有事實差異的描述意義，而且也有了文化比較的價值評判意味。
在此情形下，疏遠傳統(tǒng)文化似乎成了近代以降許多中國人無法抗拒的時代潮流。卷入潮流常使人身不由己，而在潮流中浸潤既久，又讓人偶生漂泊失據(jù)、無家可歸的傷感。這或可謂中國現(xiàn)代性文化鄉(xiāng)愁的表現(xiàn)之一罷！令人傷感之外復有傷心的是，我們是帶著許多無奈、牽掛，甚至怨恨而被迫離家出走的！時至今日，當我們發(fā)現(xiàn)自己的離家出走有可能踏上一條不歸路，再也沒有機會親近我們的文化家園時，我們就禁不住擔憂起全球化后的未來命運，禁不住駐足回望，遙望身后漸漸遠去、變得越來越模糊的家園風景……[11]
的確，盡管每個民族、每個現(xiàn)代人都感受到了全球化中的文化鄉(xiāng)愁，然而對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們，這種感受又是不盡相同的。全球化中的中國和中國文化更有著別樣的經(jīng)歷。在敞開國門后的一百多年間，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所經(jīng)歷和感受的，多半是被擠壓被歧視的屈辱，是一種被“壓縮”的全球化經(jīng)驗。一連串帶有被殖民印記的不平等條約，接踵而至的內憂外患，以及受“冷戰(zhàn)”氛圍所浸染的“左派幼稚病”和帶有烏托邦空想痕跡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曾經(jīng)使全球化中的中國和中國文化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并沒有能夠真正融入急速發(fā)展的全球化運動，而是在愈受到“擠壓”便愈變得封閉，愈自我封閉便愈感受到外在壓力的惡性循環(huán)中打轉。這似乎應驗了這樣一種判斷：“在世界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一向是整個東亞社會的文化巨人，其所扮演的角色，集西方人在文化上無限景仰的古希臘羅馬和作為現(xiàn)代歐洲文明中心而備受傾慕的法蘭西于一身。悠悠兩千載，中國人表明自己擁有程度極高而造詣極深的多樣化文化價值，擁有控制、協(xié)調和管理幅員遼闊而人口眾多的國家的能力，擁有有效地把技術開發(fā)應用于生產的擴大并維持數(shù)倍于19世紀歐洲國家人口的組織天才。中國人過去的生活標準是其他民族根本與之無法比擬的�！薄叭欢�，一俟中國人企圖與外國人打交道，并應付現(xiàn)代化所帶進的外國模式時，情況便似乎愈來愈不妙了”[12] 直到20世紀最后20年，這種反常狀態(tài)才開始真正改觀。中國人開始學會以自主而開放的姿態(tài)與外國人打交道，并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和智慧參與全球化的世界現(xiàn)代化進程。申奧成功、加入WTO以及獲得世界博覽會舉辦權等，可以說是這種參與的一個重要標志。
對于中國來說，這一切似乎來得有些遲了。然而，對于中國文化而言，這一切似乎又來得有些突然和急速。當一個國家和民族突然面對巨大的文明落差而又急于追趕先進文明，融入宏大的世界現(xiàn)代化擴展進程，且這種追趕因為各種復雜的內外條件而不得不采取某種跳躍式的方式時，她所面臨的最大困境也許不只是技術和物質方面的，而且還有甚至更主要更艱難的是文化和精神方面的�！懊褡宓奈幕瘋鹘y(tǒng)和精神價值理念的現(xiàn)代轉化，不僅僅是一個時間與空間維度上的‘現(xiàn)代性’轉型問題，更根本的是一個如何實現(xiàn)這一目的的方式或道路的問題。文化首先是而且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總是地方性、民族性的，任何跨文化傳統(tǒng)的價值目標和價值認同都必須基于這一前提，它關系到一個民族和國家的生存理由和命運，除非人類世界不再存在民族和國家的界限；因此，當我們仍然在一種國際政治多極化和民族文化多元論的權利訴求（甚至包括經(jīng)濟模式多樣化的訴求）非但不減反而日益強烈的情形下，來思考全球化中的中國和中國文化時，就不可能放棄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政治責任和文化責任。在全球化的‘世界體系’和世界實踐中，這種責任承諾同時也具有權利申認的意義，它是保持和維護民族獨立與國家發(fā)展的基石”。[13]
論及中西文化的關系問題，吳良鏞教授曾經(jīng)引用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的一句極富哲理的話來說明中西之學是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中西之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動。且居今日之世，講究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14] 中國在歷史上有著豐富多彩的建筑文化遺產，但是在近兩個世紀里我們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嚴重地滯后了，建筑文化也不例外，這使我們至今在國際競爭中仍明顯地處于弱勢地位。因此，在今天的全球化進程中，我們一方面要有一種文化自覺的意識，文化自尊的態(tài)度，文化自強的精神；面對強勢文化的挑戰(zhàn)，要像保護生物多樣性一樣，對建筑文化的多樣性進行必要的保護、發(fā)掘、提煉、繼承和弘揚。另一方面更要以開放、包容的心態(tài)和批判的精神，認真學習和吸收全世界優(yōu)秀的建筑文化和先進的科學技術，自覺地融入全球化的現(xiàn)代化進程。惟其如此，我們的古老的建筑文化才有可能煥發(fā)出蓬勃的生命力、創(chuàng)造力和競爭力，才有可能真正實現(xiàn)中國建筑的現(xiàn)代化。
注釋：
［1］ 轉引自肯尼思·弗蘭姆普敦.現(xiàn)代建筑——一部批判的歷史，原山等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1988: 392
［2］ 鄭時齡.全球化影響下的中國城市與建筑.(北京)建筑學報,2003(2): 7
［3］ 萬俊人.現(xiàn)代性的倫理話語.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 339～343
［4］ 同[3]: 342～343
［5］ 同[2]: 7
［6］ 肯尼思·弗蘭姆普敦.現(xiàn)代建筑——一部批判的歷史，原山等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1988: 395～397
［7］ 同[3]: 350～351
［8］ 李敏泉.國際性“話語系統(tǒng)”與中國建筑的文化戰(zhàn)略.（北京）建筑學報，2003(6)
［9］ 鄒德儂等.中國地域性建筑的成就、局限和前瞻.(北京)建筑學報,2002(5): 5～7
［10］同[2]: 8
［11］同[3]: 355
［12］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的現(xiàn)代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17:21～23
［13］同[3]: 357
［14］吳良鏞.論中國建筑文化的研究與創(chuàng)造.中國建筑文化研究文庫總序（一）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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