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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廣場規(guī)劃和人民大會堂設計的一些鮮為人知的領導 [推薦]

天安門廣場規(guī)劃和人民大會堂設計
的一些鮮為人知的領導指示和設計思想內(nèi)涵

陶宗震

1958年時為迎接建國十周年，首都進行了“十大工程”（亦稱國慶工程）的規(guī)劃設計工作，在短短的一個多月內(nèi)完成了十大工程的規(guī)劃設計，在十個月左右的時間內(nèi)完成了十大工程的建設，重中之重是天安門廣場規(guī)劃和人民大會堂的建設，不但在我國規(guī)�？涨�，而且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廣場和最大的室內(nèi)大會堂，這是建國以來黨在領導建設方面最早出現(xiàn)的奇跡之一。
圍繞天安門廣場規(guī)劃和人民大會堂的設計，國內(nèi)、外的一些專家學者和廣大群眾評論和議論很多，但一般局限于表面的建筑形式、風格方面，對其思想內(nèi)涵及國家領導人的具體指示等涉及甚少，亦鮮為人知，因而謬誤和訛傳在所難免，為此，我作為具體負責天安門廣場規(guī)劃及人民大會堂最終選用方案的設計執(zhí)筆人，有責任將我親歷、親知的‘全過程’公之于眾，因此，多次發(fā)表記述，并皆寄送國慶工程時的設計領導小組負責人馮佩之、沈勃等（佟錚、李正冠同志已逝世）及北京市建筑設計院黨委轉(zhuǎn)趙冬日、張镈等請他們核實指正，皆無回音。卻依然聽任偽訛流傳，這說明對黨的政策和實事求是的原則存在很大干擾，尤其是‘三個代表’和‘德治’提出后仍未能聯(lián)系實際落實到重大具體問題上（有關情況皆有記載和實物可查，暫略）。由于天安門廣場規(guī)劃、人民大會堂設計是建國之初最重要的建設成就之一（可謂重中之重），無論對內(nèi)、對外，對當代以及后人都不能沒有翔實記述，更不應聽任偽訛流傳，所以我再次將歷次公開發(fā)表的有關資料摘要補充整理如下，以便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能就此予以討論并匡正，以期對更好的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迎接21世紀祖國建設事業(yè)的新高潮有所俾益！
1．時代背景和思想基礎
建國初期，新中國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建設一個富強的國家。從1953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立我國前所未有的現(xiàn)代化骨干工業(yè)及由此引起的新工業(yè)城鎮(zhèn)的規(guī)劃建設和舊城鎮(zhèn)的改造和擴建，以期從根本上改變落后狀態(tài)。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完成后，國家又蘊釀著更大的飛躍，1958年我國經(jīng)濟增長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8月北戴河會議時中央決定為了慶祝國慶十周年，在首都建設十大工程（亦稱國慶工程）作為時代的里程碑和紀念碑，連‘鋼、煤、糧、棉’四大元帥，都要為十大工程讓路。這就是天安門廣場擴建規(guī)劃和人民大會堂設計全國征稿的時代背景。對如何體現(xiàn)這一盛舉，由于參加征稿的同志經(jīng)歷不同而有不同的認識。因而爭議也同時存在，主要集中在對建筑藝術的理解和如何正確對待傳統(tǒng)問題上，經(jīng)過批判‘復古主義’，我明確的認識到形式主義的‘仿古’、‘復古’將造成諸多不適用，不經(jīng)濟也并不美觀的后果，但又絕對不等于否定對傳統(tǒng)的研究，而‘仿古’、‘復古’所造成的各種不良后果，正是對傳統(tǒng)缺乏深入研究的表現(xiàn)。（略）
2．天安門廣場擴建規(guī)劃
萬里（當時為北京市副市長）同志在長安戲院作國慶工程設計征稿的動員報告后，我即臨時到技術室參加天安門廣場擴建規(guī)劃，這時在周總理、齊燕銘等中央領導直接關注下、北京市委劉仁、萬里，市都委會（首規(guī)委）及市規(guī)劃局、設計院的佟錚、馮佩之、李正冠、沈勃等領導層層負責。集中十大工程的群眾方案向上匯報，向下傳達領導指示則由市規(guī)劃局技術室主任趙冬日，總圖室副主任沈其負責（注1）。我當時剛從中央城建部到都委會（規(guī)劃局）分區(qū)室（主要分工是總圖以后的詳細規(guī)劃工作）所以具體負責天安門廣場的詳細規(guī)劃（注2）。沈其向我介紹天安門廣場擴建任務時說：廣場的寬度已定為500米，這一點始終未變。都委會副主任佟錚同志帶來了一位負責節(jié)日游行檢閱的解放軍軍官辛毅，對天安門廣場規(guī)劃提出兩點要求：一，天安門廣場及東西長安街要求‘無軌無線’；二，要考慮60噸坦克行駛。因此要求拆除西單的雙塔、有軌電車及一切架空線路并決定規(guī)劃建設了首都第一條地下管線走廊。（東、西三座門已先此拆除）。道路及廣場都要求‘一塊板’，以便于游行集會，關于廣場的建筑布局，則有待人民大會堂及革命歷史博物館等設計征稿定案……
原來的天安門廣場實際上是全封閉的一個T形‘ 城’。民國初年負責北京市政的朱啟鈐氏為打通東西長安街的交通已拆除了東、西三座門兩側(cè)的紅墻，并修筑了穿過天安門前的環(huán)城有軌電車。建國后每年‘五一’、‘十一’的閱兵式和集會游行是新的社會需要，所以擴建天安門廣場是必然的，主要是如何擴建的問題。
在此以前，市設計院張镈、周治良等在原北京市蘇聯(lián)專家組阿謝夫等的指導下，曾作過10個方案，對這些已有的方案，我首先作了初步分析：概括地說，這些方案都只是布局的設想，并無具體內(nèi)容，廣場的寬度雖然有的也在500米左右，但深度都較淺，廣場的平板部分大多集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以北，而廣場空間布局的觀念卻是歐洲文藝復興以后的“嵌邊式”廣場，建筑物的前面只有一、兩排行道樹（圖5），在空間尺度和比例上也沒有按文藝復興時期從視覺角度（分別為18°、27°、45°仰角）來確定建筑高度與廣場寬度的關系，所以這些方案沒有什么可參考的，而且在內(nèi)容未確定前這種規(guī)劃并無實效。從實際情況考慮：天安門城樓到正陽門之間的距離約800余米，當寬度為500米時，廣場的空間比例約為5：8，恰好符合‘黃金比率’（5：8或1：1.618），所以主要是如何布置好這500×800的空間。
如果按‘一塊板’的要求，則周邊的建筑高度又不宜超過中軸線上的建筑，將會顯得太空曠和呆板，所以首先不能采取“嵌邊建筑”的方式，那樣廣場必然空空蕩蕩。因此盡量將平板部份縮小，以對著中山公園和勞動人民文化宮南門的兩條南北向道路為界，路的內(nèi)側(cè)為平板廣場，路外側(cè)為人行道和綠地，平板部分寬約300米，加上路面及紀念碑兩側(cè)的廣場，共約14公頃余，再加上擴建后寬180米的長安街‘游行路線’南側(cè)，基本上可滿足40—50萬人集會（注3），同時兩側(cè)建筑物前可有寬約70-80米的綠帶，廣場的空間就不顯得過于空曠單調(diào)，并可使從積水潭—后海—北海、景山—中南海、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人民英雄紀念碑南的松林—前三門護城河（當時規(guī)劃上護城河兩岸為綠帶），聯(lián)成一體貫通全城。這個構(gòu)想很快被認可。后來廣場內(nèi)的建筑內(nèi)容雖幾經(jīng)變化，但最終人民大會堂和革命歷史博物館周圍都有較寬的綠地環(huán)繞，廣場兩側(cè)也多了一層綠化，北面臨長安街的建筑紅線寬度為180米也有足夠的綠化，這是與蘇——歐式廣場（如莫斯科紅場等）概念完全不同的。（注4）后有些國外親友（注5）一再問我天安門廣場規(guī)劃和人民大會堂設計是否為蘇聯(lián)專家指導下作的，我如實答復：蘇聯(lián)專家們在57年以前曾指導過天安門廣場示意性規(guī)劃，58年時一個蘇聯(lián)建筑專家都沒有了，而且到國慶工程時，天安門廣場規(guī)劃條件才具體化。所以國慶工程時的規(guī)劃設計已與原蘇聯(lián)專家毫無關系（注6）。
廣場兩側(cè)的建筑：最初西側(cè)為萬人禮堂和革命博物館，東側(cè)為國家劇院和歷史博物館，四棟建筑的規(guī)劃地段都是東西長、南北狹，面向廣場為狹面，四棟建筑的性質(zhì)、內(nèi)容都不相同，但地段大小一樣，每個地段為140m×250m=3.5公頃（有勘測記錄可查），特別明顯的是萬人禮堂和五千人宴會廳擠在一個地段中，很局促，而廣場南部仍留有空地，所以我曾提出一個六個地段（每側(cè)三個）的規(guī)劃方案：廣場西側(cè)為萬人禮堂、五千人宴會廳、人大常委辦公樓；東側(cè)為國家劇院、歷史博物館、革命博物館，內(nèi)容上多加了一個人大常委辦公樓，從天安門廣場體形環(huán)境和藝術形式看與中軸線上一系列古建筑的體量比較協(xié)調(diào)，人民大會堂與五千人宴會廳分開，廣場兩側(cè)各三棟建筑，其間用傳統(tǒng)的‘千步廊’或‘閣樓復道’相聯(lián)，功能上可分可合，每棟面向廣場的立面可與天安門城樓相似而體形皆略小于天安門，這樣賓主關系分明，更豐富，強化了中軸線，而且天安門廣場擴建可一次完成，建筑化整為零，對施工爭取時間也有利。
但不久，正式通知我國家劇院遷出天安門廣場移至人民大會堂的西側(cè)，廣場東側(cè)的規(guī)劃內(nèi)容確定將歷史博物館與革命博物館‘合二為一’，廣場西側(cè)的人民大會堂、宴會廳和人大常委辦公樓‘三合為一’，以突出人民大會堂作為時代紀念碑的重要性。所以六棟建筑的方案，因失去國家劇院的內(nèi)容而無法繼續(xù)進行，并且人民大會堂設計方案不定，廣場規(guī)劃也無法具體進行，直到人民大會堂設計定稿后天安門廣場建筑布局規(guī)劃才最終完成。
3．關于人民大會堂的設計方案
最初，由于規(guī)劃局是審核管理機關所以我們皆未參加人民大會堂設計征稿，當?shù)谝惠喎桨冈谝?guī)劃局禮堂展出時，有一個唯一的‘三段柱廊’方案是市設計院一位姓劉的青年同志作的，圖很小也沒有平面，當佟錚同志問我觀感時，我認為沒有很理想的方案，他卻指著這張圖說：我認為這個方案好！我并未在意，因為當時我認為這種方案根本不適于天安門廣場……但是從第二輪開始，趙冬日、沈其也在作三段柱廊方案（由凌信偉畫立面、朱家湘畫透視，從市設計院借來姚麗生同志配平面）先后作了兩個平面方案，立面都是三段式柱廊，詳《建筑學報》60年二期趙冬日<從人民大會堂的設計方案評選來談新建筑風格的成長>一文中之圖48（透視）圖50、51（平面方案），（附圖1—1、2、3）。
經(jīng)過幾輪評選，仍未有理想的方案。周總理指示要解放思想發(fā)動青年同志也作方案（注7）馮佩之貫徹總理、市委的指示，號召規(guī)劃局每個建筑師都作人民大會堂方案，這時我才正式作方案。首先對已有的各種方案進行了分析：最主要的是萬人禮堂。大約因周總理曾提出萬人禮堂要‘卵形’，所以大多數(shù)方案采取橢圓或圓形，趙冬日、沈其的方案也是橢圓形，而且平面畫得非常像‘卵形’，但具體分析時發(fā)現(xiàn)：容納一萬人時若采用橢圓形或圓形平面，最遠的視距約70—90米，并且挑臺的容量也少，因為不宜作深挑臺，那樣將遮擋后排坐位看到整個‘臺口’的視線，只宜作多層包廂式淺挑臺（曾畫過一個卵形禮堂及多層包廂式挑臺的內(nèi)部透視），容量小、視距遠、視聽效果都不好，方形、八角形的平面也不好，比較的結(jié)果：排列一萬人坐位時只有扇形平面加兩層深挑臺可使最遠視距控制在60米之內(nèi)，所以我作了扇形平面及兩層深挑臺（見附圖2—1）。萬人禮堂最終方案仍為扇形平面。
人民大會堂建筑平、立面與天安門廣場的關系：平面在‘三合為一’后：中間是中央大廳和萬人禮堂，北側(cè)為五千人宴會廳，入口臨長安街。南側(cè)為人大常委辦公樓，中間有一內(nèi)院，入口向南、正對入口大廳的北面有一各國大使呈遞國書的小廳，伸入內(nèi)院。
這個最初的平面是在‘一分為三’的基礎上發(fā)展而來，所以臨廣場立面形成五段式（原‘一分為三’的方案，三棟建筑之間用‘千步廊’相連，自然形成五段式）。在‘三合為一’后，主要要求突出人民大會堂，但開始時思想上仍囿于軸線上一系列傳統(tǒng)建筑的制約，雖然也用了柱廊（千步廊也是柱廊），使臨廣場的面闊盡量舒展，而頂部仍然考慮傳統(tǒng)的屋頂，但如果中間的屋頂大于天安門城樓（天安門城樓面寬約60米，城臺寬約120米），則會使廣場的‘重心旁落’，屋頂小了與平面及內(nèi)容不相稱，在一個大體量上扣一個小屋頂，又很不諧調(diào)，這是采用傳統(tǒng)屋頂形式難以解決的先天性難題。當時我反復思考周總理關于“古、今、中、外一切精華，皆為我用”的指示，解放思想，不受原有建筑的傳統(tǒng)形式的束縛，‘以人為主，物為人用’ 就要不受前人的約束，并敢于超過前人。但不是盲目的否定一切，而是通過具體分析，‘揚長補短，興利除弊’。
我檢視已有的方案，做傳統(tǒng)屋頂風格的也不多，大都是不拘一格。古、今、中、外各種風格都有，而理想的方案仍然沒有�？紤]到我國傳統(tǒng)建筑主要為木結(jié)構(gòu)體系，乾隆在圓明園中修建‘西洋樓’一組中國化了的歐式石構(gòu)建筑，雖然只是出于獵奇，仍然在北京一度流行過‘圓明園’式，數(shù)量不多，良莠不齊，但總的說豐富了傳統(tǒng)。
對平面也作了相應的調(diào)整，主要是在圖2—1的基礎上將南北軸線拉通與東西軸線正交于中央大廳，中央大廳是個體現(xiàn)人民大會堂性格特征的重要組成部分，順帶說一下：張镈的方案（圖6—上）因為進入萬人禮堂前沒有一個莊嚴開朗的大廳，所以國務院禮賓司批評：“像電影院，不能用……”直到96年張镈給候捷的信中仍然籍指責我超面積，重提此事（見張镈給候捷信第六頁）實際上張镈的方案被否決，并非由于面積所限，更主要的是他的指導思想中缺乏對人民大會堂性格特征的認識，不僅表現(xiàn)在平面上，還表現(xiàn)在立面上采用攢尖頂（圖6—下）因而周總理說：“這個方案不宜于人民大會堂，可考慮用于美術館”。
我將中央大廳堂堂正正的擺在東—西、南—北兩條軸線的交叉點上，雖然對增加面積有一定影響，但卻能充分能體現(xiàn)人民大會堂的性格特征和總理的指示-，所以雖然最終總面積超標約2.4倍仍被采用。也許主要是這個原因吧。（注8）
而趙冬日在他寫的：《回憶人民大會堂設計過程》一文中卻將中央大廳的設計說成是“我國傳統(tǒng)大式建筑布局講究‘深宅大院’、‘步移景異’等多層次的手法” （見北京文史資料27輯P.16）。真是“驢唇不對馬嘴”。因為我國傳統(tǒng)的深宅大院或私家園林都是不能夠貫通的，不能一眼看穿。因而空間布局層次很多，‘深宅大院’使人感到‘候門深似�！唤系摹氤邎@林’則希望達到‘小中見大’的效果。而人民大會堂是‘人民的宮殿’，需要體現(xiàn)既宏偉莊嚴又明朗、開闊的‘平易近人’的效果。所以中央大廳堂堂正正擺在中央，導向性非常明確，與‘深宅大院’、‘咫尺園林’性格根本不同。由此也可說明，趙冬日對人民大會堂設計方案的特點毫無所知，對‘傳統(tǒng)’也‘一竅不通’。當年堅持‘西而古’柱式（圖1—3可證）的趙冬日現(xiàn)在卻妄圖借‘傳統(tǒng)’掩飾自己，實際上卻越描越黑。對‘傳統(tǒng)’則更是極大的歪曲！
由于中央大廳位于東—西、南—北兩條軸線的交叉點上，萬人禮堂則相應的向西推出，為了避免與南北兩翼突出部分過于懸殊，所以在西面中央突出部分的兩側(cè)增加一排空廊與南北兩翼的西端相連并與東立面的柱廊相呼應（這段空廊施工時被取消）。更重要的是根據(jù)周總理的意見增加了迎賓廳，周圍是衣帽間，中間設一大扶梯通向二樓宴會廳，同時南北兩側(cè)臨街面也略展寬使立面形成三段式柱廊，并在東、西立面上突出與中間主體形成‘賓主關系’，達到互相呼應的效果。東立面為五段式柱廊（圖2—2）。平面體形輪廓調(diào)整好以后，一夜之間作了西北及東南兩個透視圖（圖3）東立面中間一段為11間柱廊加兩個半封閉的末間，由于開間多，所以只明間加寬，為了避免末間實墻既寬又重的感覺，所以在實墻的中部開了菱花空格（施工圖時被精減了），方案完成后，馮佩之局長首先來通知我：“你們的方案考第一，加油干”！接著第二天趙冬日、沈其要我負責按我的‘五段式’方案趕快完成一套1/400（1/200太大，當時沒有那么大的圖板）平、立、剖面圖作為初步設計（圖2—3）送設計院作技術設計和施工圖。由市建筑設計院肖金銘來接收全套初步設計。
人民大會堂初步設計交北京市建筑設計院后，當時市建院黨委書記李正冠曾打電話給趙冬日，要我跟圖過去繼續(xù)作施工圖設計，趙冬日以“劉仁同志還有重要工作要他作”為由，說我不能去……后來由張镈、張浩、阮志大、姚麗生等同志主持施工圖設計（略）我則回分區(qū)室負責北郊分區(qū)規(guī)劃，并要我首先重作和平里七區(qū)及和平東路的規(guī)劃，作為國慶工程中生活居住區(qū)規(guī)劃建設的實驗‘樣板’（注9）。
還需要說明的是：人民大會堂設計面積最初限制為五萬平米，后放寬為7—7.5萬平米，由于一直沒有理想方案，而時間則日益緊迫，所以到我作方案時，一切限制都沒有了，趙冬日、沈其動員我作方案時曾說：‘這個工程就是考驗建筑師會不會花錢，敢不敢花錢了，’所以我當時主要考慮如何突出人民大會堂作為時代紀念碑所應具有的莊嚴宏偉并平易近人的氣勢，面積也沒有算，沒有想到方案就此立即被采用，待初步設計完成后交由設計院再算面積達17萬多平米，而且這個方案的特點是平面上兩個軸線正交于中央大廳，導向十分明確。南北軸線上為五千人宴會廳，東西軸線上為萬人禮堂、體量都很巨大不能壓縮，人大常委辦公部份雖然彈性較大，但又受立面對稱關系的制約，‘牽一發(fā)而動全身’，很難壓縮面積，由于這時距國慶十周年只有11個月了，不可能再重新研究修改方案。所以需要實事求是的加以解釋和說明。因為超過原控制面積兩倍以上，不是任何個人決定的，而是當時的實際情況所致。但是仍應就此問題認真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這是更為重要的實質(zhì)性問題。
四、人民大會堂設計的思想性與藝術性問題
關于建筑設計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問題，是建國半個世紀以來至今尚未能統(tǒng)一認識的基礎理論問題，之所以如此，概要的說：抽象的‘概念游戲’多，鮮活的實例分析少，引用國外‘時髦’的觀念（‘主義’）多，總結(jié)自己具體的實踐經(jīng)驗少（略），現(xiàn)僅將我對人民大會堂方案設計的‘活思想’及對天安門廣場規(guī)劃和人民大會堂建成后實際效果的具體分析記述如下：
人民大會堂是時代標志性建筑，和一般建筑有本質(zhì)區(qū)別。只有當宏觀的時代需要（包括社會意識）在設計人的主觀意識上引起共鳴時，才能產(chǎn)生自覺的創(chuàng)作，而不僅是有無“一技之長”和表現(xiàn)技巧的問題，更不是簡單機械的“技術為政治服務”的口號就能促成的，對任何人都應‘聽其言、觀其行’、‘從效果檢查動機’，否則便是‘空頭政治’。而且這個口號本身就違反毛澤東所說：“政治與業(yè)務是對立統(tǒng)一的�！彼哉魏退囆g不是‘兩層皮’，那樣只能產(chǎn)生‘賈桂’式人物，而是有內(nèi)在聯(lián)系的，只有當藝術家正確的思想認識能動的駕馭技術和技巧時才能產(chǎn)生符合時代要求的藝術創(chuàng)作。
▲ 建筑設計的思想性是什么？舉幾個當時具體影響我設計思想的事例：
（1）恩格斯說：“希臘建筑象晴朗的白天，哥德建筑象朝霞，而摩爾人的建筑象星光閃爍的黃昏�！倍鞲袼共]有專門研究過建筑學，他的這幾句話也并非經(jīng)典，而是從常人的角度說出自己對不同藝術風格的建筑的審美感受，而建筑家們則常常囿于‘一偏之見’，忽視作為常人的感受。因此，后來我常告誡自己，既不要忘記自己作為一個建筑師所應有的責任感，又要忘記自己是個建筑師，從常人的角度去觀察建筑的客觀“實效”，不自矜于“一技之長”，才能避免“一偏之見”。（而‘時尚’若失去社會準則，常常成為‘老趕’，所以改革開放后，建筑方針仍是不應被忽略的準則！另詳）。
在人民大會堂設計時，恩格斯的這段話使我意識到：許多領導同志是從常人的角度而不是建筑家角度欣賞（希臘）柱廊式建筑，主要因為這種建筑風格給人以‘晴朗’而平易近人的感覺，并不在于其為何種‘風格’。另方面在實踐中也感覺到傳統(tǒng)的官式屋頂運用得當時（內(nèi)容與形式統(tǒng)一）確能給人以堂皇的效果，但用之不當時（內(nèi)容與形式矛盾或脫節(jié)）卻會給人以沉重的壓抑感。當我作人民大會堂“一分為三”的方案時，主要是力求使屋頂體形、尺度與環(huán)境諧調(diào)，使其體量和比例恰當，避免產(chǎn)生壓抑感，但當必需作“三合為一”的方案時，傳統(tǒng)的屋頂就難以適應了，屋頂小了，沒有氣魄，大了又很笨拙，尤其是攢尖頂不適于莊重的建筑（如張镈的攢尖頂方案，見圖6）。
當時北京都委會（首規(guī)委）副主任佟錚同志經(jīng)常來看圖，反復對我強調(diào)“思想不解放，就不能體現(xiàn)時代的偉大……”、“我就喜歡青年式的（指柱廊）有朝氣……”這也使我聯(lián)想起恩格斯所說“希臘建筑象晴朗的白天”因而對我起了一定的“解放思想”的作用，而不再拘泥于從傳統(tǒng)形式中找出路。但對同樣是片面的追求“西方古典”的傾向（圖1—3）并不以為然。事實上并沒有任何國家領導人要求過“西方古典”形式，只是趙冬日的誤解和訛傳，影響卻很深遠，這是必需予以澄清的。
（2）梁思成先生在講授“中國繪塑史”時，對“繪畫六法”進行分析時認為：‘氣韻生動’為最難達到的上品，因為不只是形式美，而且要傳神，這就不僅是技藝問題，而且是藝術家的修養(yǎng)和氣質(zhì)的‘外現(xiàn)’。如果只懂得‘六法’中的‘經(jīng)營位置’、‘傳描移寫’、‘骨法用筆’、‘隨類敷彩’等形式美的要素而缺乏思想內(nèi)涵，沒有‘氣韻生動’是達不到‘形神兼?zhèn)洹木辰绲摹?BR> 愛國詩人陸游在《示子》中所說：“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黑格爾說“藝術家心靈有多高，他的藝術作品就有多高”。也都是指藝術家的思想素質(zhì)和修養(yǎng)而言，而并不在于形式風格為何？這方面古、今、中、外都是相通的。
中國建筑學會第一任秘書長汪季琦有一次（大約在1956年）和我討論建筑的民族風格和藝術創(chuàng)作時，舉例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能詩者也能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都是指平時修養(yǎng)和積累，不能等作詩時，“急時抱佛腳”，現(xiàn)翻、現(xiàn)抄唐詩。建筑的民族風格問題也在于對傳統(tǒng)建筑要有必要的把握，不能等設計時再抄“法式”、“則例”。所以，我雖然在沈理源先生處受過西方古典建筑的啟蒙，但在作人民大會堂方案時并未拘泥于“五種柱式”（Five Order）的比例、尺度，因為常人的感受只求莊嚴、雄偉又平易近人，便感到適合人民大會堂的性格（Character），并不應以任何個人對建筑風格的‘理解’或‘偏愛’為準則，更不是以西方古典代替中國的傳統(tǒng)。還需要指出某些人自持虛名（不僅趙冬日），卻有意無意的把周總理指示的‘古、今、中、外一切精華，皆為我用’的指示，誤解并誤導為‘古、今、中、外一切（建筑）風格皆為我用’。則差以毫厘、失之千里，后果十分嚴重，事實上導致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遍地開花�！A’不僅需要具體分析、提煉，并應結(jié)合我國實際情況，創(chuàng)造性的加以運用，而不是‘逢迎時尚’的‘拿來主義’。
在我作“五段式”方案時，雖然也運用了西方古典建筑的某些要素（Elements），但從根本上說，“三段式”與“五段式”的差別，并不在于細部的成熟與否，而在于總的體量組合（Mass Composition）所表達的氣勢，從廣場的整體空間著眼：“五段式”使人民大會堂的縱向長度加長至336米，在大會堂本身五段的比例中使“中段”的體量、高度和比例與南北兩段末端的體量形成“主從”關系的和諧對比。而“三段式”方案，體形單調(diào)、局促，中間與兩端又沒有呼應。無論細部如何調(diào)整，都不可能表現(xiàn)出人民大會堂所應有的氣魄。
（3）候仁之先生在講授“市鎮(zhèn)地理”時介紹我買了一本日本學者足利喜六寫的《長安史跡考》，此書把我國周、秦、漢、唐……在西安及其周圍的遺物、遺址、古跡等和歷史、地理、文化等廣泛聯(lián)系起來加以論述和考證。52年我主要參考這本書和候先生的講義作了西安市第一稿總體規(guī)劃，盡可能體現(xiàn)現(xiàn)代需要與歷史傳統(tǒng)的關系（注10）。同樣，我作天安門廣場規(guī)劃時，也遇到一些觀念上的矛盾，概要的說：主要是如何正確的對待傳統(tǒng)問題，具體表現(xiàn)在對廣場規(guī)劃的氣魄和尺度之間的矛盾如何把握參見（圖4）與圖（5）的比較，尺度和氣勢完全不同，除采取了一些技術性措施，增加了廣場周邊及建筑前的綠化外，思想上主要考慮的是突出時代的偉大，《長安史跡考》中引用：“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余里隔離天日……”以及“漢王未息戰(zhàn)，肖何乃營宮……唐皇悵前跡，置酒宴群公……”等雖然是描述封建時代秦皇、漢祖、唐宗等在統(tǒng)一中國后建筑宮殿都城的氣勢和大宴群公的情景，卻非常符合建國之初，我國以百年積弱之邦，在基本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挫敗‘列強’的同時開展大建設、力求振興中華，在擴建的天安門廣場上建設‘人民的宮殿’——人民大會堂和國宴廳的胸懷和氣勢，于是一夜之間完成了分別表示東、南和西、北四個立面的人民大會堂的兩個透視圖，因為當時只是方案，所以只是草圖，不在于表現(xiàn)細部，而在于表達整體氣勢、氣魄，上述的歷史文化積累，是我主觀上對天安門廣場規(guī)劃建設的時代要求產(chǎn)生共鳴的內(nèi)因�。▓D3）。
隨著我國社會實踐的發(fā)展變化，設計思想也將日益向廣度和深度發(fā)展，建筑與車、船、飛機、航天器等工藝產(chǎn)品不同之處在于其同時作為歷史文化的載體并構(gòu)成固定的人文生活環(huán)境，而不僅僅是體現(xiàn)科學技術成果……我國是人類四個最古老的文化發(fā)源地中唯一未間斷的連續(xù)發(fā)展至今的一支，其歷史文化內(nèi)涵是非常豐富的，豈能‘數(shù)典忘祖’盲目的迷信‘拜物教’而忽視思想內(nèi)涵的不可代替性。天安門廣場規(guī)劃建設尚未最終完成，當時的設計指導思想是我國現(xiàn)代建筑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故就個人的實踐和認識記其大要、誆謬正偽、更俟博雅！
▲ 對天安門廣場規(guī)劃和人民大會堂設計建成后實際效果的具體分析
人民大會堂方案確定后，建筑界的有些著名的專家學者，對這個‘出乎意料’的形象出現(xiàn)在天安門廣場這個有鮮明民族傳統(tǒng)并聞名于世界的中軸線旁時，反映十分激烈，議論紛紛（注11）。除此而外，概括的說，主要有三個方面的疑問：（一）人民大會堂正面中間高度超過天安門城樓約7米，體量也遠遠大于天安門，會不會顯得‘重心旁落’？（二）人民大會堂的風格和天安門、正陽門及箭樓等迥異，是否諧調(diào)？（三）天安門廣場500×800米的空間是否過于空曠？
在人民大會堂等建成后我通過實地觀察，這三個問題都不是人們原來想像的那樣嚴重，因為：
（一）天安門不是一個孤立的建筑，而是一個龐大的建筑群——故宮的組成部分。當我們從天安門廣場上實地觀察時，看到的是故宮重重疊疊的建筑群，向北一直可以看到景山萬春亭和北海白塔（圖4），所以人民大會堂和革命歷史博物館的體量雖然大大超過天安門建筑本身，但與故宮整個建筑群相比則相對的并不顯大，因此沒有產(chǎn)生‘重心旁落’的效果，后來我負責建筑理論研究時曾寫過一篇《建筑空間與視覺空間》主要分析主體（人）的視覺效果與客體（建筑）之間的辯證關系，這是從二維空間的圖紙，三維空間的模型上體察不到的，在實地考察時則是四維空間的‘時一空’關系，中國造園藝術中‘移步換景’或‘步移景異’和西方現(xiàn)代建筑理論所謂‘流動空間’等等，都是由于人在（建筑）空間中流動所產(chǎn)生的視覺變化，掌握了這個規(guī)律就可以避免像民族宮建筑群中由‘視差’（Parallax）產(chǎn)生的不良效果，并可以能動的利用‘視差’來達到某種預期的效果，這就是‘物為人用’的具體化的一例（略）。
（二）人民大會堂與革命歷史博物館雖然與天安門、正陽門等風格迥異但沒有像現(xiàn)在的東、西長安街那樣，不同形式的建筑比肩而立，而是在廣闊的天安門廣場中與天安門各據(jù)一方，鼎足而立。建筑物間之距離都超過二百米以上，所以實地考察時在廣場上的任何位置，人的視線都不會同時集中注視兩個目標，并且人民大會堂沒有采取當中有一個突起的拱頂或大屋頂之類的‘高潮（Climax）’.所以與天安門、正陽門沒有產(chǎn)生賓、主沖突的二元性（duality）效果。此外，世界上許多著名建筑群的例子，不少是不同風格的對比產(chǎn)生和諧統(tǒng)一的效果：如北海的白塔與周圍的亭、臺、樓、閣的對比；莫斯科的列寧墓與紅場周圍的古建筑的對比；魯弗爾宮中的‘玻璃金字塔’與魯弗爾宮建筑群的對比等都是由于‘賓、主關系’的權衡合宜產(chǎn)生和諧統(tǒng)一的效果，（但是否和諧不是無條件的），又如威尼斯的圣·馬可廣場涵括了拜占庭、歌德、文藝復興等不同時代的風格、時間跨度達數(shù)百年，由于布局合宜，各據(jù)地勢，互為‘賓、主關系’。所以取得整體和諧的效果。如果五花八門的風格、雜亂無章的排列在一起，是不可能產(chǎn)生和諧統(tǒng)一的效果的，這種現(xiàn)象在我們現(xiàn)在的城市中很普遍，奇形怪狀的建筑比肩擠踵而立，美乎？丑乎？這是‘美育’（審美）需要關注和解決的問題。（注12）
（三）天安門廣場空間是否過于空曠的問題。實際上，廣場兩側(cè)綠化與綠化之間只有約350余米，并且建筑師們都習慣按歐洲廣場的尺度和高、寬比來衡量。但實際上我國古代有些城市大道如唐長安的朱雀門大街就寬達200米左右而且延伸數(shù)公里，當時街兩側(cè)的建筑或坊墻都不會很高（一般不超過10米）；華盛頓市中心的‘國會—華盛頓紀念碑—林肯紀念堂’廣場，也是很開闊的空間，我在德國慕尼黑實地觀察了舊王宮前半圓形廣場，其寬度超過500米，正前方還有一條寬百余米、中間有河道的大街延長約2200米，環(huán)繞廣場的是有規(guī)律的排列成半圓形的一、二層建筑，廣場中綠化很好，有流水、草坪、松墻之屬，而沒有高樹，所以廣場與周圍建筑之比約為500：10，但使人感到開闊而不空曠。所以廣場的空間比例并無固定的模數(shù)，但空間的布局應隨其內(nèi)容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性格（Character）特征，如嚴肅、宏偉、開闊、活潑等，并有不同的比例。
天安門廣場擴建與人民大會堂設計，只能說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相對的統(tǒng)一了‘政治’與‘技術’、思想性與藝術性，目的與方法的矛盾。至于汲取了石構(gòu)柱廊以體現(xiàn)莊嚴雄偉而平易近人的性格，在沒有更合適的手段時也無不可，但是有人把它說成是中國建筑的新風格，則完全是謬誤的。由此而在北京這一世界歷史文化名城中盲目的哄起一股‘歐陸風’是非常不恰當?shù)摹Ｎ以鴮戇^一篇《從歷史的宏觀角度看建筑的藝術風格和民族形式問題》（載《華中建筑》87.4）正面闡述了時代風格的形成不是無源之水。97年我到歐洲的13個國家系統(tǒng)的考察了從愛琴文化、希臘、羅馬到近現(xiàn)代的歐洲體系建筑的發(fā)展變遷，可以得出結(jié)論：歐洲磚石拱券體系的建筑風格是彼時、彼地的歷史、文化和物質(zhì)技術條件的產(chǎn)物，和我國古代及現(xiàn)代社會、歷史文化、物質(zhì)技術手段、經(jīng)濟、地理等條件根本不同。所以不宜模擬其形象，何況歐洲近現(xiàn)代社會生活和物質(zhì)技術手段有很大變革，同樣源于歐洲的‘現(xiàn)代建筑’理論，實際上是對磚石拱券體系建筑傳統(tǒng)的否定。卻借鑒了不少華夏文明的觀念和方法。（略）
中國建筑的新風格，當然要探索‘中而新’的道路（包括‘洋為中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主要是如何正確理解和實現(xiàn)‘中而新’。同樣也不是形式上的模擬，而是從廣度和深度上不倦探索的問題。老子曰：‘大象無形，大音稀聲’。所謂‘風格’或‘語言、符號’等是創(chuàng)作的結(jié)果而不是創(chuàng)作的依據(jù)。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注1：當時的臨時工作組共5人：市規(guī)劃局技術室主任趙冬日；總圖室副主任沈其；我是從分區(qū)室臨時到技術室負責天安門廣場詳細規(guī)劃工作的，此外還有凌信偉，朱家湘是剛調(diào)到技術室工作的。凌信偉原為設計院的設計組長，因為當時技術室僅趙冬日、凌信偉、朱家湘三人，所以暫不設組長。自58年9月10日開始到10月20日人民大會堂初步設計交市建筑設計院止，這一個多月期間，除姚麗生、姜傳宗曾臨時協(xié)助工作外，主要是五個人一起工作。
沈其向我交待工作時要我只負責天安門廣場規(guī)劃，不參加設計方案征稿。而且補充說她和趙冬日協(xié)助市委領導‘把關’，都不參加設計征稿。但實際上從第二輪開始，趙、沈就按第一輪中唯一的一個‘三柱廊式’方案作平、立面，內(nèi)外透視，但不拿出去參加評選，并且也不結(jié)合當時規(guī)劃提出的地段。先后兩個平面（姚麗生作）皆不符合規(guī)劃要求……第一個平面是按5萬M2控制的，第二個平面是按7—7.5萬M2控制（見圖1—2.3）主要由沈其送給劉仁看立面，回來再修修改改……但從9月中旬至臨近國慶節(jié)，所作之方案并未被市委采納，趙、沈作為協(xié)助市委審查征稿方案，本人不應作方案，作了方案又不參加公開討論評議甚至不結(jié)合當時規(guī)劃提供的用地范圍（如圖1—1.2）兩個平面都違反規(guī)劃地段（140×250）的規(guī)定范圍，嚴格的說這是嚴重的違規(guī)行為，當時正是“大躍進”高潮，提倡“各盡所能”，如果方案確實好，也無不可，但所作方案，第一：沒有創(chuàng)意，因為是按第一輪方案中唯一一個‘三段柱廊’方案修修改改，即使中選也不是首創(chuàng)，嚴格的說應為剽竊；第二：未經(jīng)市委同意的方案向周總理匯報，匯報后卻要我按我的方案作一套初步設計交市設計院作施工圖，實際上是嚴重的‘欺上瞞下’行為，而且一直向我——提供中選方案的當事人隱瞞真象，騙取梁思成建筑獎，至今不承認錯誤，還不斷公開發(fā)表欺騙性文章，是十分惡劣的。不僅是業(yè)務上的低能，對事業(yè)也十分‘缺德’，政治品質(zhì)太差，如何處理應是有關組織是否落實中央‘三個代表’原則的問題，我只是堅持實事求是而已。
注2：關于我負責的詳細規(guī)劃工作問題。具體情況是：詳細規(guī)劃（又稱分區(qū)規(guī)劃）主要由市規(guī)劃局分區(qū)室負責，所以沈其（總圖室副主任）要我負責天安門廣場的詳細規(guī)劃工作是十分正常的，具體工作內(nèi)容主要是根據(jù)中央、市、局等領導的要求，劃訂廣場紅線并負責解決廣場紅線內(nèi)的道路、綠化、市政設施以及路面、燈具等的布置、布局和設計要求等，此外，當時還負責研究過群眾提出的如何使檢閱臺靠近游行隊伍，以便使群眾能看清毛主席等國家領導人等問題……（略），對廣場紅線以外的建筑布局，因當時為公開征稿，所以只提供設計地段的范圍尺寸，并不斷隨征稿工作的發(fā)展研究修改并提供地段的布局尺寸，因而我也作過一些廣場兩側(cè)建筑內(nèi)容、地段等的布局方案，并向萬里、賈星五等同志匯報有關問題……（略）。58年國慶前后，馮佩之貫徹總理、市委指示發(fā)動規(guī)劃局每個建筑師都作人民大會堂方案后，我才結(jié)合廣場規(guī)劃要求和環(huán)境條件正式作人民大會堂的設計方案（圖2—1，2；圖3）后并按此方案負責作了一套1/400平、立、剖面圖作為初步設計交市設計院作施工圖……（略），此后即回到分區(qū)室，這一個月期間在正式參加人民大會堂設計征稿前，負責天安門廣場詳細規(guī)劃的同時也協(xié)助過趙、沈作過一些‘三段式柱廊’方案的‘卵形’大會堂內(nèi)部透視（因此我發(fā)現(xiàn)‘卵形’平面在容納萬人時視距太遠……）及非歐式柱廊的外部透視等，這個方案既未中選，也不是我的方案……在大躍進期間，不分彼此‘各盡所能’本無所謂，但是有人借此混淆是非，將不同的方案故意混為一談，則是必須澄清的，順帶說一句，我雖然也在規(guī)劃局工作，但是在總理、市委、局領導提出號召后才正式作人民大會堂的設計方案的，所以與趙、沈‘協(xié)助市委把關’的任務不同，因而不存在任何違規(guī)問題！張镈、趙冬日以為規(guī)劃就是‘擺擺房子’，這也是導致規(guī)劃工作淺層化的原因之一（另詳）。
注3：張镈1996.6.16給候捷部長的信對我的方案提出若干質(zhì)疑，本擬公開答復，因他的信始終未公開，所以拖了下來，現(xiàn)一一予以答復如下：
首先，關于廣場容量問題：當時沒有廣場集會的人均面積指標，廣場的容量我是按一般劇院觀眾廳為0.6M2/人的指標減半，按0.3—0.35M2估算的，實際上廣場集會的容量彈性很大。
其次，張镈說我的扇形觀眾廳挑臺沒有根，挑不出來，容納不了萬人。我當時是和朱兆雪（我們早就認識，他的夫人陳道和我姨是同學，國慶工程時朱也常來規(guī)劃局看方案）商量過：挑臺不僅有根，而且可以挑得很遠，因為樓座下面的空間高度可以有橫梁作為中間支點；至于座位排列，最初按0.6M2/人計算，初步設計時要求有三千席位放大尺度，每座前要有小桌和音響設備，所以池座席位減少很多，最終加上兩層挑臺只能安排九千幾百座，加上主席臺上幾百座，已接近萬人，最終仍然如此！
除萬人禮堂外，宴會廳和迎賓廳的結(jié)構(gòu)，都和朱兆雪商量過，朱認為宴會廳上面為屋頂，可用鋼架解決，六、七十米跨度不算什么問題，所以宴會廳中間可以不要柱子，但是當時沒有具體考慮鋼架的高度和形式，以致建成后，宴會廳屋頂‘冒高’。如果當時在鋼架高度和形式上作些調(diào)整或仍然作平屋頂，‘冒高’問題是可以解決的（略）；迎賓廳的結(jié)構(gòu)：朱兆雪說‘要幾根柱子？看你們建筑的需要，我都可以做，不要也可以’。我在55年即參觀過政協(xié)禮堂，結(jié)構(gòu)是朱兆雪做的，是廳上加廳，禮堂中間沒有柱子，但感到迎賓廳，除四周布置衣帽架外，無其他內(nèi)容，不要柱子反而太空曠，而且不設柱子，梁的高度太大也顯得空間感到壓抑，所以設了四根柱子，用雙向井字梁，梁的高度不大，不影響大廳高度，四根柱子反而充實了廳內(nèi)空間。
以上這些，都是在初步設計階段確定的，除屋頂‘冒高’，當時地未注意外，其余在技術設計——施工圖階段都未提出過問題，結(jié)構(gòu)柱網(wǎng)等都沒有重新安排。
張镈給候捷的信中還提到：‘總理10月14日批準，市建院黨委10月16日收到，平面已是目前的“出”字形，南北平、立面都有24×30和24×36的四條腿，已經(jīng)是五段式了’，原信（P.4），這一段正好說明趙冬日向總理匯報的圖并非‘五段式’，而是‘三段式’，但當時我的‘五段式’方案及透視已經(jīng)完成，趙冬日卻未向總理匯報這個市委看過并同意的方案，卻把市委一直未同意的‘三段式’方案送總理審閱并簽名，回來以后立即又要我按‘五段式’方案趕出一套初步設計，張镈信中談到10月16日送設計院的‘出’字形平面正是我的‘五段式’方案，當時為了便于施工圖及施工工作準備，所以要我先畫一張平面交市設計院及施工單位為施工圖及基礎挖坑、放線作準備。否則10月14日初向總理匯報后，只15日一天，‘三段式’就變成了‘五段式’如何可能？如果說是劉仁同志加了‘四條腿’，‘三段式’就變成了‘五段式’，請問經(jīng)過總理審閱并簽名后的方案，劉仁同志會作這樣大的修改嗎？再則，趙冬日的‘三段式’方案最多也僅7—7.5萬平米左右（60.2期《建筑學報》）（圖51），而‘五段式’面積超了2.45倍（約17萬余M2），這么大的改動，不是輕而易舉的，‘加四條腿’就能完成的。
張镈信中（P.7）又說：‘市建院黨委于58年10月16日找我和一室主任宋繼文，傳達了總理在10月14日在綜合圖上簽字……’可見確有總理簽過名的圖，這張圖是‘三段式’還是‘五段式’拿來一看，一切便清楚了，何必‘空對空’的爭論？趙冬日本人如果沒有做過什么‘手腳’的話，更應明確表態(tài)，則一切皆可立即澄清。
注4：修建毛主席紀念堂時，占用了人民英雄紀念碑以南的松林，天安門廣場的綠化比例大為降低，最初紀念堂周圍是硬鋪裝，沒有綠化，產(chǎn)生嚴重的熱島效應，因此我在1987.8.30給沈勃同志（時為北京市人大常委城建口負責人）的信中建議：‘如果能在紀念碑南毛主席紀念堂周圍，恢復大片松林，才能大大改善廣場的綠化比例，也有利于紀念堂的肅穆氣氛’（見給沈勃信的附件<天安門廣場規(guī)劃中的幾個問題>第二頁），此建議雖被采納，但1958年國慶工程時天安門廣場的總體規(guī)劃至今尚未完成，包括南池子、南長街的延長線亦未按規(guī)劃打通（有矛盾之處應作具體分析，統(tǒng)籌解決，不宜拖延，當年天安門廣場擴建十個月就基本完成了，而遺留問題至今卻拖了45年），缺乏翔實的科技檔案——規(guī)劃圖和相關的說明和記錄，以至事過境遷，了解情況的當事人工作變動后原來的規(guī)劃便無人知曉，這是導致規(guī)劃工作‘失傳’、‘走樣’的重要原因，批準的規(guī)劃方案應成為有法律效力的文件，這是現(xiàn)代國家所應具有的‘法治’觀念。趙冬日之所以能長期隱瞞真象，偽言聳聽，也是由于缺乏相關的科技檔案資料，這種不科學的‘人治’觀念所產(chǎn)生的弊端對建設事業(yè)和科技工作危害深遠，而且導致組織人事工作方面‘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現(xiàn)象不少，在某些領域則偽劣分子叢生，‘假作真來，真亦假’的事例并非個別現(xiàn)象，亦不以為怪！甚至不以為意，這些都并非小節(jié)，是否應由組織人事部門結(jié)合重要典型實例‘解剖一個麻雀’，才能最終使‘三個代表’的原則落到實處，并對今后的工作大見實效！
注5：這些親戚中包括為溝通中、巴（西）復交而應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之邀訪華的彭蜀麟、吳佩珉夫婦及著名建筑師貝聿銘的弟弟原建材部顧問貝聿昆、李棠夫婦等。
注6：1959年春，原中央建工部最早（1952）來華的蘇聯(lián)顧問莫（穆）欣（A.C.MY H）與蘇聯(lián)建筑師參觀團一起訪華。中國建筑學會副理事長梁思成,秘書長汪季琦,理事王文克、戴念慈在臺基廠國際俱樂部設午宴招待。由于莫欣專家指名要見我，所以我也應邀參加。當時天安門廣場及人民大會堂正在緊張施工……莫欣詢問有關規(guī)劃設計情況，汪季琦要我向蘇聯(lián)建筑師介紹天安門廣場及人民大會堂的規(guī)劃設計情況。當我向他們介紹天安門廣場規(guī)劃面積為44公頃，相當于莫斯科紅場的八倍時（紅場為5公頃），莫欣站起來向參觀團的蘇聯(lián)建筑師說：“啊喲！天安門廣場比紅場大八倍！我們的中國兄弟真是個大力士……”大家都為此熱烈鼓掌……有一個設計“莫斯科5號（試驗）街坊”的建筑師勃洽洛夫立即與我交換通訊地址，以便日后聯(lián)系……后來他寄給我一本《莫斯科5號街坊設計》，我也回贈了他一本中國古建筑書籍……由此可證，當時蘇聯(lián)建筑界既未參加，也毫不了解天安門廣場的規(guī)劃設計情況。
注7：據(jù)說劉仁同志立刻貫徹周總理指示，到清華建筑系動員青年教師們作方案，原十大工程中選方案中有五個為青年教師的方案（都是我的同學），如國家劇院（黃報青、李道增）美術館（周維權）科技館（蔡君馥）革命歷史博物館（高亦蘭）等（后十大工程有所調(diào)整，國家劇院、科技館停建，美術館、革命歷史博物館分別由戴念慈、張開濟主持）。
注8：對超過控制面積2.4倍的問題，張镈意見一直很大，但他不敢埋怨領導，也不敢得罪趙冬日、沈其，卻在1996年6月16日給候捷部長的信中‘指桑罵槐’的指責我‘把突破七萬平米的死命令，犯上作亂的、無組織無紀律的嚴重錯誤全部扣到馮佩之局長的頭上’并要求候捷對我“繩之以法”，（見原信）。我立即向候捷表示同意按張镈的意見將他的信公開發(fā)表，我再公開予以答復。候捷將此事交給葉如棠（時為副部長、建筑學會理事長）葉則表示不便介入，因而擱置下來……事實上，張镈的方案未被采用不完全是面積所限，如：他在附給候捷的信中的平面圖，即（圖6—上），主要是國務院禮賓司認為：‘像個電影院，不能用……’。說明張镈對人民大會堂的性質(zhì)缺乏理解（另詳圖6—上，下的說明）。
與張镈相反，趙冬日卻在<思緒·感觸·希望——自述>一文中完全不顧他自己的方案從未敢突破五萬和七萬平米的事實，毫無根據(jù)的吹噓：‘當時我的想法是，按規(guī)定設計，還是按需要設計，按需要設計就可能不符合規(guī)定，不符合規(guī)定就可能不中選，但我寧肯做大些，挨罵，也要做得體現(xiàn)出中國國家會堂的氣勢�！ā督ㄖ䦟W報》2000.3期P.5）并為此編造了一系列違反事實的謊言（謊言極多，皆極易核實，另詳附件1）。只需對照他自己在《建筑學報》1960年2期上的<從人民大會堂的設計方案評選來談新建筑風格的成長>一文中，把不同階段、不同控制面積、不同規(guī)劃條件下產(chǎn)生的設計方案，并將同一方案的平面、立面以及總平面布局等打亂、拆散進行橫向分類排比，看不出每個方案的全貌，更看不出前提和條件的變化，如果我不是天安門廣場規(guī)劃——人民大會堂初步設計階段‘全過程’參加的當事人，根本看不出其間矛盾變化的因果關系，后人閱讀這篇‘官樣文章’時，更是理不清頭緒的“糊涂帳”。而事實上每一輪方案（大會堂共進行了七輪方案評選）都是不斷“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只有趙冬日、沈其的方案自始至終都是
沿襲第一輪方案中唯一的‘三段式柱廊’方案，并且是以平面湊立面，當控制面積從5萬M2放寬至7—7.5萬M2時，立面絲毫未變，只是改變平面，將（圖50按5萬M2控制的平面）放大至（圖51，按7—7.5萬控制）。但‘三段式柱廊’方案一直未被采納，趙冬日在60.2《建筑學報》發(fā)表文章時，人民大會堂已建成，如果在圖48，50，51所示的方案外還有更進一步的方案，為何不附在文中刊登？而最終被選用的我的方案卻只刊登了最初的平面圖（圖2—1，原文為附圖22）卻未刊登相應的透視圖，此外只刊登了‘圖54北京市規(guī)劃管理局設計的最后采用的綜合平面方案’，卻不在文中說明是誰綜合的？如何綜合的？更看不出（圖2—1，原文附圖22）與（圖2—2）原為中為圖54之間的聯(lián)系，在當時借‘集體創(chuàng)作’之名，大造集體創(chuàng)作輿論，掩飾真象，‘文革’后卻搖身一變，成了‘趙冬日、沈其方案’，連‘集體創(chuàng)作’的‘遮羞布’都不要了。
我作為具體設計的執(zhí)筆人，在參與國慶工程的過程中積累了不少矛盾，同時，有一定分析和解決矛盾、統(tǒng)一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基礎。到國慶節(jié)前后，正式作人民大會堂設計方案時，客觀上已完全敞開，不提供任何框框，面積限制也沒有了，主觀上并未考慮能否中選，主要是對已有方案的正、誤、得、失及周總理等中央及市委領導人的意見，要求和指示、結(jié)合天安門廣場的實際情況，統(tǒng)籌考慮，綜合分析，不拘一格的以藝術的手段力所能及的統(tǒng)一矛盾，作個練習。至于是否選用，本不是我的主觀意愿能決定的，而是中央和市委領導的決策，我更沒有那么大的權力保持方案基本不再改動。因而也承擔不了超面積過多的責任！當然我也不會像趙冬日那樣在《思緒·感觸·希望——自述》（建筑學報2000.3期）中對超面積問題厚顏無恥的‘盲自居功’，卻只字不提周總理及中央和市委等諸多領導的意見、要求、指示和最后下決心決策等一系列重大的關鍵性作用。似乎只是趙冬日個人‘寧肯作大些，挨罵，也要作得體現(xiàn)出中國國家會堂的氣勢’的主觀愿望所產(chǎn)生的奇跡，請問，一張圖也沒畫過，更無決策權的趙冬日有‘換罵’的資格嗎？真可謂‘主觀唯心主義猖獗’的典型。附帶地記述一下：在初步設計的建筑面積算出后，佟錚曾找我（我當時正在畫據(jù)說是劉仁要看的天安門廣場鳥瞰圖……）提出：“面積超得太多，能否壓縮？”我也沒想到面積會超過那么多……考慮了一下，對佟錚說：“如果中央大廳不對準南—北軸線可以壓縮一些面積，但壓不了多少，主要是按周總理要求，宴會廳前要有‘緩沖’的指示。所以增加了迎賓廳，并將宴會廳升至二層，但這一點對人民大會堂最終方案是極為重要的決定性指示，因為只有總理有主持國宴的體驗，這是當時建筑師們所沒有的生活經(jīng)驗，所以除最終方案外，此前的方案都將宴會廳擺在一層，這些不是我的認識和意愿能做到的（趙冬日歷次文章中對此皆只字未提）但由此增加了許多面積，并且相應的增加了人大常委部分的體量和面積，才能取得均衡。如果壓面積，總的布局都需要重新考慮”。佟錚聽了以后沒有說什么，轉(zhuǎn)身走了。邊走邊說：“能壓就壞了……”現(xiàn)在估計他當時的意思是能隨便壓縮的方案就不完整了。因而最終寧可將國家劇院、科技館暫停，以便保住人民大會堂方案不壓縮面積。我認為主要是周總理提出的要求所致。
但是我認為張镈提出這個問題還是應該認真總結(jié)的，主要是規(guī)劃設計的前期工作需要改進和‘強化’，這方面我也有些具體經(jīng)驗：在國慶工程前，我于56、57年主持北京大學總體規(guī)劃時，校方最初提出的規(guī)劃設計任務書，項目及面積十分零碎，在當時用地條件下很難規(guī)劃布置。經(jīng)過調(diào)查（略），重新做了一個規(guī)劃設計任務書，對北京大學原有的建筑統(tǒng)籌調(diào)配，因而得以順利在校內(nèi)通過（當時各有關建筑項目的‘使用者’大多是中科院學部委員），他們提出的要求，陸平、周培源校長等都得尊重。所以新的規(guī)劃設計任務書必須使他們都基本滿意才得以順利通過。國慶工程后，64年我做和平北路規(guī)劃時，吸取了58年做和平里七區(qū)及和平東路規(guī)劃的教訓，首先對和平里居住區(qū)的現(xiàn)狀做了較全面的調(diào)查（略），修改了總圖原來下達的‘功能設計’，若按原總圖‘功能設計’，在保留遠景規(guī)劃的公共建筑外，只能布置約5萬平米的住宅，經(jīng)過調(diào)整后，可建20萬平米住宅。所以在64年北京市擬建的“十條街”規(guī)劃中，和平北路規(guī)劃經(jīng)市規(guī)劃局長沈勃、市計委主任宋汝芬聯(lián)合審查，第一個被批準。
99年國家劇院國際征稿時，建設部的同志征求我的意見，我也提出首先應做好選址和規(guī)劃設計任務書的編制等前期工作……現(xiàn)在國家劇院尚未完工，安德魯?shù)脑O計方案是‘杰作’還是‘敗筆’？尚待實踐檢驗，但其‘性價比’很差，則是可以肯定的。國際征稿本是好事，但若沒有在編制規(guī)劃設計任務書階段深入分析研究一些矛盾，有個簡潔明晰的‘標底’，使應征的設計人心中有數(shù)，則效果未必好，所以在‘國家作為甲方’的項目中，能否把握全局，編制好規(guī)劃設計‘任務書’是個關鍵問題！
注9：人民大會堂初步設計完成后，我未能隨圖一起去設計院進一步作技術設計——施工圖，使在初步設計階段未能發(fā)現(xiàn)和解決的問題，如宴會廳屋頂結(jié)構(gòu)‘冒出柱廊檐口’（冒高）、東立面‘賓、主關系’減弱等，本可在技術設計——施工圖階段妥善解決的問題，雖然有一套1/400平、立、剖面、透視圖具備的初步設計，但無人對方案全面了解和把握，使這些問題未被發(fā)現(xiàn)和解決，這是十分遺憾的，但從當時的人事觀念和人際關系看，既或我參與了施工圖階段工作，也不一定能堅持實事求是的工作方法，除趙冬日與張镈爭鋒的因素外（見北京市城建檔案館有關人民大會堂文字檔案編號58554=J—2755—17；J—2755—3.7）歷史形成的‘雙軌制’干部制度，也是個重要因素（我是建國前在中直修辦處參加工作的，當時是供給制，52年到建工部工作后是‘低工資制’，實際上是供給制的延續(xù)，因為我負責或主持的工作中參與工作的老工程師級別定得都比我高8級以上，如52年我審查并草擬鄭州市第一稿總體規(guī)劃時，我還沒有定級（每月48元）而來匯報的是鄭州市副市長史隆福和一個上海請來的一級工程師陳壬（陳的級別比我高14級），56年我在北京東華門外貿(mào)部出口大樓征稿方案中選后，負責施工圖設計的葉祖貴比我級別高8級（我是四級技術員，葉是四級工程師），57年我接手張家德（重慶人民大會堂設計人，張镈同班同學）主持北京大學總體規(guī)劃及物理樓、化學樓、圖書館設計時，我升為九級工程師（‘文革’前無建筑師職稱）仍比張家德低八級，而一起作北京大學個體設計的陳友耐（高我4級）陳壬坤（高我兩級），審查北中軸‘科學城’規(guī)劃時，規(guī)劃負責人林樂義也比我高8級，由于我在中直—建工部系統(tǒng)，是最早參加工作的技術干部，在中直我比戴念慈早半年，比張百發(fā)早兩年，在中央建工部，城建局（城建部），我此時除宋裕和部長以外的部長、局長到職工作都早，所以我的級別雖低，但‘資格老’，各位部長、局長都了解我，不以級別，而以我的實際工作能力使我放手工作，當時孫敬文稱之為‘小孩穿大衣服’，因為級別對我的工作影響不大，所以‘各盡所能’的做了不少開創(chuàng)，開拓工作。到北京市以后，除個別領導同志如佟錚、沈勃，我在54年、55年就認識了，沈其是49年調(diào)查龍須溝時就相識了，她是北大建筑系的，僅高我3班，卻也比我高5級，在一個陌生工作環(huán)境中‘級別’對工作安排影響很大，國慶工程時，趙冬日高我7級，張镈等則高我8級，所以雖然人民大會堂是我的方案，但若參加施工圖設計也不可能由我主持，如果堅持科學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只能造成矛盾，在72年北京飯店新東樓施工圖設計時，充分證實了這一點，當時采用的是我的方案，但由張镈負責施工圖設計，由此引出一系列‘是非’（另詳）�！母铩螅捎诟鞣N原因，‘級別、職稱’等問題成了處處給我‘穿小鞋’的借口！
‘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我沒能參加人民大會堂施工圖設計，對工作造成了一定遺憾！但我留在規(guī)劃局卻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也充實了自己。很多工作是我在中央工作時，非常想深入，卻接觸不到的工作……先是和平里七區(qū)規(guī)劃及和平東路規(guī)劃；而且立刻達成，58年底，調(diào)查‘大躍進’引起的規(guī)劃中的‘西山國家公園’（永定河一寨口以東的小西山，可能即是戰(zhàn)國時期燕昭王的‘薊丘’），被濫采葉臘石等礦芷破壞了林木、植被及風景名勝區(qū)的環(huán)境景觀等，與市農(nóng)林局一起制止了濫采、濫伐并對整個小西山‘封山育林’；八大處佛牙塔選址；負責制訂北郊地區(qū)1/2000規(guī)劃紅線底圖；主持審查北中軸中科院‘科學城’規(guī)劃并部分修改總圖（北中軸為三條平行線，原來只需打通黃寺一帶的某些單位即可，并接觸了許多方面的調(diào)研和管理工作。對實踐和認識從總體規(guī)劃——詳細規(guī)劃（分區(qū)、分期規(guī)劃）——修建設計（包括小區(qū)規(guī)劃、干道規(guī)劃）的全過程有了較全面、具體、完整的感性和理性認識，并積累了相應、相關的矛盾（包括明清城墻的保留問題），這些都是在中央單位工作時不可能接觸到的，對日后從事建筑歷史理論研究、文物保護利用、環(huán)境保護與可持續(xù)發(fā)展、旅游事業(yè)等奠定了必要的基礎。
注10：52年時紡織部及陳少敏同志（時在全國總工會工作）急于在西安東郊建成‘紡織城’……而西安市的總體規(guī)劃尚未進行，因而引起是否堅持‘城市規(guī)劃工作程序’的矛盾，為了既堅持規(guī)劃原則，又有利于新工業(yè)區(qū)建設，所以中央建工部城建局急電西安市建設局李庭弼局長等速來京匯報，并進行西安市總體規(guī)劃，以便早日確定‘紡織城’的規(guī)劃建設。對西安這個重要的古都，蘇聯(lián)專家莫欣十分重視，一再要我到現(xiàn)場去作規(guī)劃，但‘紡織城’的規(guī)劃建設不斷催促，不可能到現(xiàn)場去‘按部就班’的進行總體規(guī)劃，我雖然在‘西安事變’前后兩度去過西安，但時在幼年，而且都是在西安轉(zhuǎn)飛機、往、返蘭州，匆匆經(jīng)過，除大雁塔、小雁塔等幾處名勝有些印象外，極其缺乏感性知識……只是由于候仁之先生講授過古都西安的歷史地理，并介紹了日本學者足利喜六所著之《長安史跡考》知道西安是周、秦、漢、唐的古都，歷史文化遺跡非常豐富，所以我根據(jù)這些資料在北京進行西安市第一稿總體規(guī)劃。當時對在西安這一古都中如何統(tǒng)一新建設與歷史文化遺留的矛盾，感性、理性認識都很缺乏，只是在1/25000的地形圖（當時只有1/25000軍用地圖）上標志文物古跡的現(xiàn)狀，再將道路網(wǎng)與這些古跡聯(lián)系起來，主要將火車站向南對準唐代大雁塔，把城市的大門——火車站與西安市的標志性古建筑聯(lián)系起來規(guī)劃了一條干道（今解放路），再規(guī)劃了一條二環(huán)路，將城北宮殿區(qū)遺址包容并聯(lián)系起來……（但這條二環(huán)路直到40年后92、93我去西安臨潼作咨詢顧問時，仍未開辟，‘紡織城’則孤孤伶伶即不靠近西安又不靠近臨沂，生活十分不便，女工多，婚姻問題難以解決，曾被稱為‘女兒國’）。并將西安至臨沂的干道與‘紡織城’的規(guī)劃聯(lián)系起來……。當時由于紡織部的同志及專家堅持認為河區(qū)的溫度、濕度等小氣候?qū)徔椆I(yè)十分有利，所以紡織城位置定了下來，通過西安一臨潼公路相聯(lián)系。此后本想赴西安進一步作規(guī)劃，但這時因第一個五年計劃即將開始，141項骨干企業(yè)的選址與規(guī)劃全面展開，同時城建局也日益擴充編制，何瑞華、周干峙、陳聲海等相繼調(diào)來，規(guī)劃工作按大區(qū)分工，西北組由萬烈風、周干峙、何瑞華及上海分配來的幾位大學生負責，我就將西安、蘭州（東區(qū)）的規(guī)劃移交給西北組，并將《長安史跡考》也借給了周干峙，后齊康到城建局實習，周干峙又借給了齊康，候先生的《市鎮(zhèn)地理》講義手稿，則由吳良鏞先生要去編入《城市規(guī)劃》講義（略）。
在天安門廣場規(guī)劃建設時，對如何統(tǒng)一新建設與歷史文化遺留的問題則積累了一些觀念上的‘沖突’。集中表現(xiàn)在擴建天安門廣場的規(guī)模和尺度以及建筑風格等問題上。文中所述按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而不是抽象的各執(zhí)一詞，‘古’與‘今’的矛盾是可以統(tǒng)一的，但不應以‘不是東風壓倒西，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觀念激化矛盾，而是以藝術的手段統(tǒng)一矛盾，實際上我在短短的一個月中所作的卻不是‘主觀的創(chuàng)造，也不是‘一招鮮’或‘一技之長’，而是將不同的意見和觀念（包括周總理、中央及市委有關領導以及參加征稿的方案中所體現(xiàn)出的不同觀念）綜合歸納后，以建筑藝術的手段表達出來，所以趙冬日的許多偽言聳聽，實際上是貪天之功，只能說明其根本沒有作具體工作，沒有分析研究具體矛盾，更沒有什么‘思想性’可言，連‘三段式’方案的‘創(chuàng)意’都是抄的！需要說明的是在統(tǒng)一‘古’、‘今’矛盾時，并無一定之規(guī)，西安與北京都是我國六（七）大古都中之最重要的兩個；周、秦、漢、唐的都城在西安；遼、金、元、明、清至今在北京。但面臨的時代要求不同，所以天安門廣場的擴建需要敞開思想面向未來，但未來不等于無源之水，‘古’與‘今’也不是‘兩層皮’可以各是各的，各行其是，如何推陳出新，是今后我們需要長期不懈的探索解決的實際問題。
注11：具體分析大家不滿意的原因，我認為主要是趙冬日刻意要朱家湘畫的那張透視圖上表現(xiàn)‘西而古’的歐式柱廊（見圖1—3）引起的反響，尤其是此圖從未參加公開評選，一旦突然公之于眾，自然引起辛苦了一個多月的各地來京的著名建筑師們的不滿。這一點我在78年8月30日，給沈勃同志的信中即曾指出：許多著名建筑師如楊庭寶，陳植等對在天安門廣場上作西方古典風格的設計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當面對趙冬日的‘三段式’方案時如何能滿意？（略）我當時未參加公布方案，后來也未參加周總理指示萬里同志組織的公開討論，只聽說大家意見很大，但不知其詳，就我來說，在我的方案最終透視完成后，首先是馮佩之來通知我：‘你們的方案考第一，加油干！’當天是星期日，只我一個人趕完圖，在辦公室休息（后來）估計馮佩之是從市委回來通知我，當晚才向總理匯報，但向周總理送審、匯報的情況我全然不知，更不知有總理簽名的事，第二天一上班，趙冬日、沈其就要我負責按我的方案完成一套初步設計送設計院，所以向群眾公布的也不會是我的方案，而是（圖1—3）歐式柱廊，也許因為有總理簽名的緣故，只能公布這張圖，難怪群情大嘩，此外，趙冬日那篇‘官樣文章’的題目也只能說‘評選’過程，如果是評選，標準是什么？但他是評選還是參加征稿？如果是參加征稿又‘集中’了那些人的智慧？此文除了‘空頭政治’外，什么實質(zhì)問題也沒有談到�！母铩蟀l(fā)表的文章更是謊話連篇，所以這段經(jīng)過如果不能澄清，對‘歷史’也無法交待。
注12：54年時我聽過‘毛選’責任編輯葉圣陶的一個報告，說到周總理曾提到‘美育（審美）的重要性：‘一個人如果德、智、體、群都很好，但美、丑不分，也是個大缺欠’�？磥怼烙▽徝溃┎粌H是外在的美觀問題，更重要的是反應人們思想內(nèi)涵的素質(zhì)問題。這個問題現(xiàn)仍應普遍予以關注和解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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